2011年11月14日 星期一

黃宗羲〈原君〉札記


原文
札記
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
分論1
本文的理論前提:一己之利害(私慾)。此見解實承荀子「性惡」觀點而來
黃宗羲從「人性自私」的角度立論,闡明「私慾」與「君權」形成的內在關係。
天下有公利而莫或興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
分論2
君主職分產生的客觀因素:群體之利害(公利公害)。
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
不以一己之害為害,而使天下釋其害。

此其人之勤勞必千萬於天下之人。
合論:
君主職分的產生:為群體解決公利公害----但這與「私利」一定程度上是相衝突的!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黃宗羲只得訴諸於君主的主觀條件:「不以一己之利(害)為利(害)」,也就是說,君主必須有超越常人的認知修養,能置群體(公)於一己(私)之上,且接受(不管甘不甘願)此職務派遣
而「勤勞」二字,既顯示此職務工作之繁重,亦也顯示國君能力之強大。
以千萬倍之勤勞己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
「以千萬倍之勤勞而己又不享其利」,有墨子之風範,然亦以此見國君一職「違反人性」之一面(雖然是正面意義的違反人性)。
如此的「屎缺」,沒人要當,所以非有大德大才之人,不足以擔當此位。
故古之人君,量而不欲入者,許由、務光是也;
入而又去之者,堯、舜是也;
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禹是也。
從「人性自私」的角度看,黃宗羲所舉三例約可如此看待:「量而不欲入者」,聰明;「入而又去之者」,認命;「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倒楣。
豈古之人有所異哉?好逸惡勞,亦猶夫人之情也。
依此角度,則「政治」這個工作將喪失其理想性,前述「公先於私」的表現也將失去實踐的合理性,更麻煩的是,「尋找繼承人」將會成為永恆的難題。因為若隨意找個人「填缺」以讓自己「免責」,完全不管那個人適不適合、夠不夠格,若因此遺禍世間,豈不違背君主之職份?所以黃宗羲的觀點很難調和古之人君「從政表現」(以千萬倍之勤勞而己又不享其利)與「主觀意願」(好逸惡勞)之間的矛盾。這也是牟宗三反對從「人性自私」的角度看待君權(位)的原因。
後之為人君者不然。
以為天下利害之權皆出於我,我以天下之利盡歸於己,以天下之害盡歸於人,亦無不可。
天下利害之權皆出於我」這句話是關鍵!這句話點出政治領域的學問實際上是以「權力」為核心內容。人事權、財政權、軍權、決策權……凡涉及資源之取得與分配運用的,無一不是權力。因此,如何正確看待權力、規範權力(取得與使用),是政治學裡非常重要的課題。
而黃宗羲所言「後之人君」的問題,就在於國君掌權後的心態偏差,致使權力運用的方式錯誤,其成效自然也就不堪聞問了。
然而黃宗羲的論述在本文中也僅止於此了,對於如何規範權力,黃宗羲僅提出「認清職分」的見解,事實上是不足的。在人類的歷史實踐中,「透過制度分權、制衡」是目前最好的處理方式,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學校》中,試圖讓學校成為兼具「輿論」與「議會」功能的機關(公其非是於學校),已經接近這樣的看法了。只是黃宗羲對學校的功能寄予過多的期待,真要落實起來,仍有不少問題待克服。
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大公
「不敢」二字,點出了權力使用偏差的「違反人性」的問題----不過是「負面意義」的。表面上不敢自私,骨子裡依然自私的徹底,這就埋下了「上下交相賊」的隱患,就等時機一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了。
「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大公」,問題更是嚴重,因為這會混淆價值認知(以「大公」名義包裝「大私」的本質),久而久之,會培養社會普遍的「虛矯」風氣:表面上講的是一套規範,實際運作的卻是另一套潛規則。
始而慚焉,久而安焉,視天下為莫大之產業,傳之子孫,受享無窮。
「始而慚焉」,言國君一開始對「濫權」未嘗沒有道德上的羞愧感;「久而安焉」,言在「量變到質變」的過程中,國君已經對自己的「不對」感到麻木,甚至視之為理所當然。
這是國君的道德卑下所致嗎?非也!是體制沒有提供國君節制權力的設計,以致於國君時時都處在龐大的道德偏差的情境中(莫大的誘惑,莫大的享受),要不墮落沈淪,何其困難!從人性的角度看,這又何其殘忍!
漢高帝所謂「某業所就,孰與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覺溢之於辭矣。
漢高祖的「至性流露」,讓我們看到掌權者赤裸裸的嘴臉。〈高祖本紀〉的記載非常傳神:「未央宮成,高祖大朝諸侯、群臣,置酒未央前殿。高祖奉玉卮(玉製的酒杯。卮,同「巵」),起為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群臣,皆呼萬歲,大笑為樂。」
此無他,古者以天下為主,君為客,凡君之所畢世而經營者,為天下也;
今也以君為主,天下為客,凡天下之無地而得安寧者,為君也。306
黃宗羲從「主\客」(主體\客體)的角度切入,對比陳述理想之君(古)與現實之君(今)的差異。基本上,呼應的是第一段「公(為天下)\私(為君)」的觀點。
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曾不慘然,曰「我固為子孫創業也。」其既得之也,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視為當然,曰「此我產業之花息也。」然則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這裡黃宗羲側注於討論「今之君」不合理作為的原因,並發出「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的痛呼。
黃宗羲從「未得之」與「既得之」兩個情況著筆,描寫國君在兩種情況下共同的自私心態。但此自私心態真正可怕的,我認為不是「屠毒肝腦、離散子女、敲剝骨髓」的作為,而是「曾不慘然」的反應。這種冷酷無情的反應,源自將天下(特別是人民)物化,視之為私人產業的想法:人民既然已不具備「人」的位格,則處置由我,有何不可?黃宗羲所謂的「視為當然」,其背後正是以這樣的想法為基礎。
向使無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
鳴呼!豈設君之道固如是乎?
「向使」二字,說明了這段敘述只是假設的情況;但聯繫前文所述,則這段內容黃宗羲發牢騷的成分居多,以理論理,黃宗羲這樣講是沒道理的。何以故?所謂「無君」,指的是否定「君主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因為君主擴權、濫權,傷害了人民「自私自利」的本性與需求,所以「理論上」只要廢除君主制度,則人民就能夠回到「各得自私自利」的理想狀態。
黃宗羲這是以「取消問題」的方式來「解決問題」,在實務面上根本不可行。如前述,黃宗羲論述君主制度之所以出現,是因天下「有公利而莫或興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的客觀現實需求在,君主制度是解決「公利公害」問題的方法之一,君主制度廢除,該問題依然存在,人類文明不會自動倒退回「沒有公利公害」的發展狀態。
因此,這段論述與黃宗羲的論點是有衝突的。若不視之為發牢騷、情緒話,那麼黃宗羲這篇文章就會有論點上的矛盾。
古者天下之人愛戴其君,比之如父,擬之如天,誠不為過也;今也天下之人怨惡其君,視之如寇讎,名之為獨夫,固其所也。
此言「古之人君」與「後之人君」,民眾對他們有愛戴與敵視之別,是有道理的,因為前者愛民,後者害民。這是從道理上聲援(肯定)無道之君理當被推翻,也是孟子「民貴君輕」、「肯定湯武革命」思想的繼承。
而小儒規規焉,以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至桀、紂之暴,猶謂湯、武不當誅之,而妄傳伯夷、叔齊無稽之事,使兆人萬姓崩潰之血肉,曾不異夫腐鼠。
這裡對「小儒」的批判,反應的是君主專制並非由君主一人可獨立為惡,專制君主需要「幫手」來協助他滿足私慾,沒有這些幫凶,君主一人是無法興風作浪的。
在本文,黃宗羲以「小儒負責提供君主專制獨裁的理論依據」(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為抽樣,說小儒不但歪曲「湯武革命」的意義,也編造「伯夷叔齊叩馬而諫」的故事來捍衛君主權位的神聖性、不可挑戰性,其影響所及,便是被統治者不再具有「人」的意義,僅剩下「可利用資源」的存在意義;一旦不具利用價值,棄之無足可惜。這樣的觀點,從「使兆人萬姓崩潰之血肉,曾不異夫腐鼠」的陳述看,黃宗羲對此是深惡痛絕的。
漢景帝時,轅固生與小儒黃生一段精彩的論戰,可以看出小儒扮演君主專制的「幫凶」角色。《漢書‧儒林傳‧轅固生傳》記載:
清河王太傅轅固生者,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為博士。與黃生爭論景帝前。
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弒也。」
轅固生曰:「不然。夫桀紂虐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與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不為之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為何?」
黃生曰:「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關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踐南面,非弒而何也?」
轅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
於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馬肝,不為不知味;言學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為愚。」遂罷。
是後學者莫敢明受命放殺者。
從這段記載看,漢景帝在雙方論辯之初並未表態,直到轅固生以「劉邦取天下」為例反駁黃生之論,才出來仲裁----不是從理論的高度解決學術爭議,而是動用皇威,終止了這場討論。從他表態的時機看,可以推測原先他對黃生贏得論戰是有期待的,因為符合統治者的利益;但轅固生的例子太正當、太有說服力,讓漢景帝的私心無法得到理論的支持,所以只好「以取消問題來解決問題」。事實上這是很嚴肅、很重要的政治議題,漢景帝「言學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為愚」的「政治決策」,造成以後的學者「莫敢明受命放殺」,讓這個問題成了禁忌,不再公開討論。
豈天地之大,於兆人萬姓之中,獨私其一人一姓乎?是故武王,聖人也;孟子之言,聖人之言也。
黃宗羲使用激問語氣,反對「於兆人萬姓之中,獨私其一人一姓乎」之意甚明;據此,進一步肯定了「弔民伐罪」革命行動的正當性,及孟子視專制帝王為「獨夫」的見解。
後世之君,欲以如父如天之空名禁人之窺伺者,皆不便於其言,至廢孟子而不立,非導源於小儒乎!
「不便於其言」,道出後世之君的私心,這是就普遍情況來說;「廢孟子而不立」,則是舉明太祖朱元璋之特例為證,來說明人君之私心在行為面上,可以極端到把歷史中公認的「大賢」(當時孟子尚未是「亞聖」)踢出孔廟——這是對傳統文化價值的公然施暴!由此可見,沒有節制的君權一旦為惡,理論上也是沒有底線的。
黃宗羲將本朝開國之君的惡行書之於此,可見他對權力慾省思之透徹;然而段末將之歸咎於小儒,很明顯的是在為統治者卸責。有人以「曲筆」視之,亦無不可。
雖然,使後之為君者,果能保此產業,傳之無窮,亦無怪乎其私之也。
因為人性自私,所以有人君「果能保此產業,傳之無窮」的假定;但這個假定,卻與人性自私的本質相衝突。這個衝突的關鍵,就在「人同此心」四字。
既以產業視之,人之欲得產業,誰不如我?攝緘縢,固局鐍,一人之智力不能勝天下欲得之者之眾。
因為人同此心,所以得到政權的國君並不會有安全感,沒有安全感,就會想盡各種辦法鞏固政權,〈大同與小康〉一文中,「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便是「天下為家」後統治者為了鞏固政權的思考、設計,黃宗羲「攝緘縢,固局鐍」之喻,亦然。只是這種「用心」往往徒勞無功,《莊子‧胠篋》說:
將為胠篋(敲開箱子)、探囊、發(ㄍㄨㄟˋ,櫃也)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緘滕,固扃鐍,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舉也)篋、擔囊而趨,唯恐緘滕扃鐍之不固也。然則(從前)之所謂知者,不乃為大盜積者也?
方孝孺〈深慮論〉亦言:
當秦之世,而滅諸侯,一天下;而其心以為周之亡,在乎諸侯之強耳。變封建而為郡縣,方以為兵革可不復用,天子之位可以世守;而不知漢帝起隴畝之中,而卒亡秦之社稷。漢懲秦之孤立,於是大建庶孽而為諸侯,以為同姓之親,可以相繼而無變;而七國萌篡弒之謀。武宣以後,稍剖析之,而分其勢,以為無事矣;而王莽卒移漢祚。光武之懲哀平,魏之懲漢,晉之懲魏,各懲其所由亡而為之備,而其亡也,蓋出於所備之外。
唐太宗聞武氏之殺其子孫,求人於疑似之際而除之,而武氏日侍其左右而不悟。宋太祖見五代方鎮之足以制其君,盡釋其兵權,使力弱而易制,而不知子孫卒困於敵國。
誘惑越大,自私本性的抗拒能力越差,統治者所有的努力,並不能阻擋「有大慾者」的覬覦;「一人之智力不能勝天下欲得之者之眾」,點出了統治者大權在握所面臨的困境:面對群臣,既需重用,又需猜防,《韓非子‧揚權》云「『上下一日百戰。』下匿其私,用試其上;上操度量,以割其下」,生動地點出在人性自私的認知下,君臣關係的真實面貌。
遠者數世,近者及身,其血肉之崩潰在其子孫矣。
沒有千秋萬世的權威,也沒有不被挑戰的權力。權力的取得既來以殘酷,權力的喪失亦將去之以殘酷——只是對象更換而已。「始皇帝」之名號,只是秦王政志得意滿的狂妄,三世而亡的國祚,才是歷史對掌權者刻骨銘心的警鐘!可惜的是,掌權者一旦沈迷在權力的滋味中,就會忘了歷代王朝興衰的殘酷教訓,末代之君的悲慘命運,並不能培養下一個開國之君對權力的反省與節制。
昔人願世世無生帝王家,而毅宗之語公主,亦日:「若何為生我家!」痛哉斯言!
回思創業時,其欲得天下之心,有不廢然摧沮者乎!
毅宗(崇禎)之例,是黃宗羲的錐心之痛。《明史‧公主列傳》記載:
長平公主,年十六,帝選周顯尚主。將婚,以寇警暫停。城陷,帝入壽寧宮,主牽帝衣哭。帝曰:「汝何故生我家!」以劍揮斫之,斷左臂;又斫昭仁公主於昭仁殿。
手刃愛女以保皇室尊嚴,崇禎皇帝的內心無疑是悲痛的,但形勢至此,崇禎也回天乏術啊!亡國之君「廢然摧沮」的心情,可說是千古同心。
是故明乎為君之職分,則唐、虞之世,人人能讓,許由、務光非絕塵也;不明乎為君之職分,則市井之間,人人可欲,許由、務光所以曠後世而不聞也。
結論的部分,黃宗羲回到認識「君之職分」的核心論點,強調為人君者必須有「放下權力」、「控制權力慾」的自覺,這樣才可能扮演好人君的角色——雖然這和自私自利的人性是有衝突的。
然君之職分難明,以俄頃淫樂不易無窮之悲,雖愚者亦明之矣!
其次,黃宗羲認為若國君無法認清「君之職分」,最起碼從自私自利角度看,從「不以無窮之悲易俄頃淫樂」的歷史認識中,國君也要學會「控制權力慾」、「善用權力」甚至是「適時的放下權力」,才不會遺禍子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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