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宗羲〈原君〉札記

段	原文	札記
一	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	分論1： 本文的理論前提：一己之利害（私慾）。此見解實承荀子「性惡」觀點而來 黃宗羲從「人性自私」的角度立論，闡明「私慾」與「君權」形成的內在關係。
	天下有公利而莫或興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	分論2： 君主職分產生的客觀因素：群體之利害（公利公害）。
	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 不以一己之害為害，而使天下釋其害。 此其人之勤勞必千萬於天下之人。	合論： 君主職分的產生：為群體解決公利公害----但這與「私利」一定程度上是相衝突的！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黃宗羲只得訴諸於君主的主觀條件：「不以一己之利（害）為利（害）」，也就是說，君主必須有超越常人的認知與修養，能置群體（公）於一己（私）之上，且接受（不管甘不甘願）此職務派遣。 而「勤勞」二字，既顯示此職務工作之繁重，亦也顯示國君能力之強大。
	夫以千萬倍之勤勞而己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	「以千萬倍之勤勞而己又不享其利」，有墨子之風範，然亦以此見國君一職「違反人性」之一面（雖然是正面意義的違反人性）。 如此的「屎缺」，沒人要當，所以非有大德大才之人，不足以擔當此位。
	故古之人君，量而不欲入者，許由、務光是也； 入而又去之者，堯、舜是也； 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禹是也。	從「人性自私」的角度看，黃宗羲所舉三例約可如此看待：「量而不欲入者」，聰明；「入而又去之者」，認命；「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倒楣。
	豈古之人有所異哉？好逸惡勞，亦猶夫人之情也。	依此角度，則「政治」這個工作將喪失其理想性，前述「公先於私」的表現也將失去實踐的合理性，更麻煩的是，「尋找繼承人」將會成為永恆的難題。因為若隨意找個人「填缺」以讓自己「免責」，完全不管那個人適不適合、夠不夠格，若因此遺禍世間，豈不違背君主之職份？所以黃宗羲的觀點很難調和古之人君「從政表現」（以千萬倍之勤勞而己又不享其利）與「主觀意願」（好逸惡勞）之間的矛盾。這也是牟宗三反對從「人性自私」的角度看待君權（位）的原因。
二	後之為人君者不然。 以為天下利害之權皆出於我，我以天下之利盡歸於己，以天下之害盡歸於人，亦無不可。	「天下利害之權皆出於我」這句話是關鍵！這句話點出政治領域的學問實際上是以「權力」為核心內容。人事權、財政權、軍權、決策權……凡涉及資源之取得與分配運用的，無一不是權力。因此，如何正確看待權力、規範權力（取得與使用），是政治學裡非常重要的課題。 而黃宗羲所言「後之人君」的問題，就在於國君掌權後的心態偏差，致使權力運用的方式錯誤，其成效自然也就不堪聞問了。 然而黃宗羲的論述在本文中也僅止於此了，對於如何規範權力，黃宗羲僅提出「認清職分」的見解，事實上是不足的。在人類的歷史實踐中，「透過制度分權、制衡」是目前最好的處理方式，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學校》中，試圖讓學校成為兼具「輿論」與「議會」功能的機關（公其非是於學校），已經接近這樣的看法了。只是黃宗羲對學校的功能寄予過多的期待，真要落實起來，仍有不少問題待克服。
	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大公。	「不敢」二字，點出了權力使用偏差的「違反人性」的問題----不過是「負面意義」的。表面上不敢自私，骨子裡依然自私的徹底，這就埋下了「上下交相賊」的隱患，就等時機一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了。 「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大公」，問題更是嚴重，因為這會混淆價值認知（以「大公」名義包裝「大私」的本質），久而久之，會培養社會普遍的「虛矯」風氣：表面上講的是一套規範，實際運作的卻是另一套潛規則。
	始而慚焉，久而安焉，視天下為莫大之產業，傳之子孫，受享無窮。	「始而慚焉」，言國君一開始對「濫權」未嘗沒有道德上的羞愧感；「久而安焉」，言在「量變到質變」的過程中，國君已經對自己的「不對」感到麻木，甚至視之為理所當然。 這是國君的道德卑下所致嗎？非也！是體制沒有提供國君節制權力的設計，以致於國君時時都處在龐大的道德偏差的情境中（莫大的誘惑，莫大的享受），要不墮落沈淪，何其困難！從人性的角度看，這又何其殘忍！
	漢高帝所謂「某業所就，孰與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覺溢之於辭矣。	漢高祖的「至性流露」，讓我們看到掌權者赤裸裸的嘴臉。〈高祖本紀〉的記載非常傳神：「未央宮成，高祖大朝諸侯、群臣，置酒未央前殿。高祖奉玉卮（玉製的酒杯。卮，同「巵」），起為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群臣，皆呼萬歲，大笑為樂。」
三	此無他，古者以天下為主，君為客，凡君之所畢世而經營者，為天下也； 今也以君為主，天下為客，凡天下之無地而得安寧者，為君也。306	黃宗羲從「主＼客」（主體＼客體）的角度切入，對比陳述理想之君（古）與現實之君（今）的差異。基本上，呼應的是第一段「公（為天下）＼私（為君）」的觀點。
	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曾不慘然，曰「我固為子孫創業也。」其既得之也，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視為當然，曰「此我產業之花息也。」然則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這裡黃宗羲側注於討論「今之君」不合理作為的原因，並發出「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的痛呼。 黃宗羲從「未得之」與「既得之」兩個情況著筆，描寫國君在兩種情況下共同的自私心態。但此自私心態真正可怕的，我認為不是「屠毒肝腦、離散子女、敲剝骨髓」的作為，而是「曾不慘然」的反應。這種冷酷無情的反應，源自將天下（特別是人民）物化，視之為私人產業的想法：人民既然已不具備「人」的位格，則處置由我，有何不可？黃宗羲所謂的「視為當然」，其背後正是以這樣的想法為基礎。
	向使無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 鳴呼！豈設君之道固如是乎？	「向使」二字，說明了這段敘述只是假設的情況；但聯繫前文所述，則這段內容黃宗羲發牢騷的成分居多，以理論理，黃宗羲這樣講是沒道理的。何以故？所謂「無君」，指的是否定「君主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因為君主擴權、濫權，傷害了人民「自私自利」的本性與需求，所以「理論上」只要廢除君主制度，則人民就能夠回到「各得自私自利」的理想狀態。 黃宗羲這是以「取消問題」的方式來「解決問題」，在實務面上根本不可行。如前述，黃宗羲論述君主制度之所以出現，是因天下「有公利而莫或興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的客觀現實需求在，君主制度是解決「公利公害」問題的方法之一，君主制度廢除，該問題依然存在，人類文明不會自動倒退回「沒有公利公害」的發展狀態。 因此，這段論述與黃宗羲的論點是有衝突的。若不視之為發牢騷、情緒話，那麼黃宗羲這篇文章就會有論點上的矛盾。
四	古者天下之人愛戴其君，比之如父，擬之如天，誠不為過也；今也天下之人怨惡其君，視之如寇讎，名之為獨夫，固其所也。	此言「古之人君」與「後之人君」，民眾對他們有愛戴與敵視之別，是有道理的，因為前者愛民，後者害民。這是從道理上聲援（肯定）無道之君理當被推翻，也是孟子「民貴君輕」、「肯定湯武革命」思想的繼承。
	而小儒規規焉，以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至桀、紂之暴，猶謂湯、武不當誅之，而妄傳伯夷、叔齊無稽之事，使兆人萬姓崩潰之血肉，曾不異夫腐鼠。	這裡對「小儒」的批判，反應的是君主專制並非由君主一人可獨立為惡，專制君主需要「幫手」來協助他滿足私慾，沒有這些幫凶，君主一人是無法興風作浪的。 在本文，黃宗羲以「小儒負責提供君主專制獨裁的理論依據」（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為抽樣，說小儒不但歪曲「湯武革命」的意義，也編造「伯夷叔齊叩馬而諫」的故事來捍衛君主權位的神聖性、不可挑戰性，其影響所及，便是被統治者不再具有「人」的意義，僅剩下「可利用資源」的存在意義；一旦不具利用價值，棄之無足可惜。這樣的觀點，從「使兆人萬姓崩潰之血肉，曾不異夫腐鼠」的陳述看，黃宗羲對此是深惡痛絕的。 漢景帝時，轅固生與小儒黃生一段精彩的論戰，可以看出小儒扮演君主專制的「幫凶」角色。《漢書‧儒林傳‧轅固生傳》記載： 清河王太傅轅固生者，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為博士。與黃生爭論景帝前。 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弒也。」 轅固生曰：「不然。夫桀紂虐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與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不為之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為何？」 黃生曰：「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關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踐南面，非弒而何也？」 轅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 於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馬肝，不為不知味；言學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為愚。」遂罷。 是後學者莫敢明受命放殺者。 從這段記載看，漢景帝在雙方論辯之初並未表態，直到轅固生以「劉邦取天下」為例反駁黃生之論，才出來仲裁----不是從理論的高度解決學術爭議，而是動用皇威，終止了這場討論。從他表態的時機看，可以推測原先他對黃生贏得論戰是有期待的，因為符合統治者的利益；但轅固生的例子太正當、太有說服力，讓漢景帝的私心無法得到理論的支持，所以只好「以取消問題來解決問題」。事實上這是很嚴肅、很重要的政治議題，漢景帝「言學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為愚」的「政治決策」，造成以後的學者「莫敢明受命放殺」，讓這個問題成了禁忌，不再公開討論。
	豈天地之大，於兆人萬姓之中，獨私其一人一姓乎？是故武王，聖人也；孟子之言，聖人之言也。	黃宗羲使用激問語氣，反對「於兆人萬姓之中，獨私其一人一姓乎」之意甚明；據此，進一步肯定了「弔民伐罪」革命行動的正當性，及孟子視專制帝王為「獨夫」的見解。
	後世之君，欲以如父如天之空名禁人之窺伺者，皆不便於其言，至廢孟子而不立，非導源於小儒乎！	「不便於其言」，道出後世之君的私心，這是就普遍情況來說；「廢孟子而不立」，則是舉明太祖朱元璋之特例為證，來說明人君之私心在行為面上，可以極端到把歷史中公認的「大賢」（當時孟子尚未是「亞聖」）踢出孔廟——這是對傳統文化價值的公然施暴！由此可見，沒有節制的君權一旦為惡，理論上也是沒有底線的。 黃宗羲將本朝開國之君的惡行書之於此，可見他對權力慾省思之透徹；然而段末將之歸咎於小儒，很明顯的是在為統治者卸責。有人以「曲筆」視之，亦無不可。
五	雖然，使後之為君者，果能保此產業，傳之無窮，亦無怪乎其私之也。	因為人性自私，所以有人君「果能保此產業，傳之無窮」的假定；但這個假定，卻與人性自私的本質相衝突。這個衝突的關鍵，就在「人同此心」四字。
	既以產業視之，人之欲得產業，誰不如我？攝緘縢，固局鐍，一人之智力不能勝天下欲得之者之眾。	因為人同此心，所以得到政權的國君並不會有安全感，沒有安全感，就會想盡各種辦法鞏固政權，〈大同與小康〉一文中，「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便是「天下為家」後統治者為了鞏固政權的思考、設計，黃宗羲「攝緘縢，固局鐍」之喻，亦然。只是這種「用心」往往徒勞無功，《莊子‧胠篋》說： 將為胠篋（敲開箱子）、探囊、發匱（ㄍㄨㄟˋ，櫃也）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緘滕，固扃鐍，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舉也）篋、擔囊而趨，唯恐緘滕扃鐍之不固也。然則鄉（從前）之所謂知者，不乃為大盜積者也？ 方孝孺〈深慮論〉亦言： 當秦之世，而滅諸侯，一天下；而其心以為周之亡，在乎諸侯之強耳。變封建而為郡縣，方以為兵革可不復用，天子之位可以世守；而不知漢帝起隴畝之中，而卒亡秦之社稷。漢懲秦之孤立，於是大建庶孽而為諸侯，以為同姓之親，可以相繼而無變；而七國萌篡弒之謀。武宣以後，稍剖析之，而分其勢，以為無事矣；而王莽卒移漢祚。光武之懲哀平，魏之懲漢，晉之懲魏，各懲其所由亡而為之備，而其亡也，蓋出於所備之外。 唐太宗聞武氏之殺其子孫，求人於疑似之際而除之，而武氏日侍其左右而不悟。宋太祖見五代方鎮之足以制其君，盡釋其兵權，使力弱而易制，而不知子孫卒困於敵國。 誘惑越大，自私本性的抗拒能力越差，統治者所有的努力，並不能阻擋「有大慾者」的覬覦；「一人之智力不能勝天下欲得之者之眾」，點出了統治者大權在握所面臨的困境：面對群臣，既需重用，又需猜防，《韓非子‧揚權》云「『上下一日百戰。』下匿其私，用試其上；上操度量，以割其下」，生動地點出在人性自私的認知下，君臣關係的真實面貌。
	遠者數世，近者及身，其血肉之崩潰在其子孫矣。	沒有千秋萬世的權威，也沒有不被挑戰的權力。權力的取得既來以殘酷，權力的喪失亦將去之以殘酷——只是對象更換而已。「始皇帝」之名號，只是秦王政志得意滿的狂妄，三世而亡的國祚，才是歷史對掌權者刻骨銘心的警鐘！可惜的是，掌權者一旦沈迷在權力的滋味中，就會忘了歷代王朝興衰的殘酷教訓，末代之君的悲慘命運，並不能培養下一個開國之君對權力的反省與節制。
	昔人願世世無生帝王家，而毅宗之語公主，亦日：「若何為生我家！」痛哉斯言！ 回思創業時，其欲得天下之心，有不廢然摧沮者乎！	毅宗（崇禎）之例，是黃宗羲的錐心之痛。《明史‧公主列傳》記載： 長平公主，年十六，帝選周顯尚主。將婚，以寇警暫停。城陷，帝入壽寧宮，主牽帝衣哭。帝曰：「汝何故生我家！」以劍揮斫之，斷左臂；又斫昭仁公主於昭仁殿。 手刃愛女以保皇室尊嚴，崇禎皇帝的內心無疑是悲痛的，但形勢至此，崇禎也回天乏術啊！亡國之君「廢然摧沮」的心情，可說是千古同心。
六	是故明乎為君之職分，則唐、虞之世，人人能讓，許由、務光非絕塵也；不明乎為君之職分，則市井之間，人人可欲，許由、務光所以曠後世而不聞也。	結論的部分，黃宗羲回到認識「君之職分」的核心論點，強調為人君者必須有「放下權力」、「控制權力慾」的自覺，這樣才可能扮演好人君的角色——雖然這和自私自利的人性是有衝突的。
	然君之職分難明，以俄頃淫樂不易無窮之悲，雖愚者亦明之矣！	其次，黃宗羲認為若國君無法認清「君之職分」，最起碼從自私自利角度看，從「不以無窮之悲易俄頃淫樂」的歷史認識中，國君也要學會「控制權力慾」、「善用權力」甚至是「適時的放下權力」，才不會遺禍子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