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資排輩也是好東西〉
孫丕揚是個廉潔清正的人……意味深長的是，這位孫先生當了吏部尚書之後，創建了"掣簽法"，明朝的幹部安排方式從此一變，官員們無論賢愚清濁，一概要憑手氣抽籤上崗了。一個聰明正派的重臣，竟把皇上託付給自己的選賢任能的重大職責，轉交給了一堆竹簽。
……
于慎行的這些批評很精當，簡直就像是比照著管理學原理說出來的，而且他還考慮到了上任路途遠近這個時代特點很強的問題。順便提一句，那時候交通不便，千里赴任，通常要借一大筆債。在工資不高的條件下，還債的壓力很容易轉化為貪污的動力。因此，這個距離因素便關係到"德才兼備"中的"德"。赴任的官員到了千里之外，情況不熟，語言不通，辦事便要依靠名聲很壞的吏胥，領導和監督作用也就無從談起。這又關係到"德才兼備"中的"才"。可見這個不起眼的距離因素也不容小看。
明朝大學者顧炎武對竹簽當政的指責更加尖銳。……顧炎武說：孔夫子對仲弓說"舉爾所知。"如今科舉取士，禮部要把名字糊上再取，這是"舉其所不知"；吏部靠掣簽安排幹部，這是"用其所不知"。用這套辦法的大臣在知人善任方面很笨拙，在躲避是非方面倒很巧妙。如此選出來的官員赴任之後，人與地不相宜，於是吏治就要變壞，吏治變壞則百姓造反，百姓造反則大動刀兵。（注1）
據《明史》記載，孫丕揚誰都不怕，惟獨怕太監。千千萬萬的文官都不敢找孫丕揚走後門，但是宦官敢。宦官沒完沒了地托他給親信安排肥缺，孫丕揚安排又不是，拒絕又不敢，於是就發明了抽籤的辦法，讓那些宦官不要再來走後門。孫丕揚用心良苦。
宦官在名義上當然沒有孫丕揚的官大。孫丕揚是正二品的高官，而宦官的頭子，也就是擔任太監的宦官，不過是個四品官，與孫丕揚差著四檔。而且宦官是不許干預政事的。開國皇帝朱元璋規定，宦官干預政事者斬。同樣，明朝也是沒有宰相的，開國初期的三個官居一品的宰相似乎都不可靠，朱元璋殺掉他們，然後就廢除了宰相制度，並且在《皇明祖訓》中寫下一句嚴厲之極的話：後代有敢建議立宰相者，滅九族。如此說來，孫丕揚只需直接向皇上負責，除了皇帝本人之外不必再怕什麼人。但是實際情形不然。
朱元璋廢除宰相，就等於迫使他的子孫後代親自出面管理國家。必須由所有者親自出面管理一個大企業的制度，尚且不能叫好制度，更何況管理一個大國。這是個體戶的思路。這個思路容不下專業分工的出現，不承認臣民之中有更善於管理而且樂於管理的專家人才。
這種制度禁止外人插手代理，它自己所提供的皇帝又如何呢？顯然，生長在深宮內院的皇太子，對民間實際情況的瞭解必定是膚淺的，中國的儒家教育又是春秋筆法的隱惡揚善教育，告訴學生的都是理想的模式是什麼樣子，為什麼說這是理想的等等。教的那一套與實際情形相去甚遠。也就是說，一個滿腦子教條和理想的書生，就是這種制度所能提供的最好的領導者。這不過是一個有德無能的最高管理者，而更大的可能是碰上一個無德又無能的管理者，一個既缺乏理想又沒有頭腦的敗家子。這兩種皇上都缺乏管理國家的能力，很需要一些助手協助他處理六部首腦提出的複雜問題。
在實際情形中，皇上批閱的章奏，譬如孫丕揚的什麼奏疏，首先要由內閣大學士--皇上的秘書--看一遍，替皇上草擬一個處理意見，用小紙條貼在奏疏的前面，這叫擬票。現在的官場用語譬如"擬同意"之類，大概就是從這裡來的。票擬過的章奏呈到皇上手裡，皇上便參考大學士的意見口授旨意，秉筆太監持紅筆記錄，這叫批紅。無論名義上如何規定，呈送章奏的人，總不如閱讀章奏並提出處理建議的人權力大；提建議的擬票人，總不如拿著紅筆寫批示的人權力大--特別是在皇上又懶又好糊弄的條件下。譬如正德皇帝貪玩，太監劉謹便把章奏拿回家與親戚和哥們商量著批，首輔李東陽也難以辨別真假。於是，就在這個並不違背常識和情理的過程中，行政權力的重心悄然轉移。
《明史·職官志》總結明朝的行政權歸屬，說：洪武十三年廢除宰相制度之後，天下事就由各部尚書負責處理。大學士當顧問，皇帝自己做決定。這時候的大學士很少能參與決策。到了第五代的宣德年間，大學士因為有太子的老師的資格，威望隆盛，地位和作用已經在六部尚書的地位之上了，內閣權力也從此超過了六部。到了第十二代的嘉靖中期，夏言、嚴嵩用事，其地位已經赫然為真宰相。不過，內閣的擬票權，不得不決於內監的批紅權，於是，宰相權實際就到了宦官手裡。
不知不覺中，朝廷決策、官員進退，都把持在宦官之手了。不許干政云云，早就成了一紙空文。
（明）何良俊在《四友齋叢說》卷八講了一個宦官對這種權勢變化的親身體會。嘉靖年間的一位宦官說："我輩在順門上久，見時事幾複矣。昔日張先生（引者注：內閣大學士中的首輔張璁）進朝，我們多要打個躬。後至夏先生（首輔夏言），我們只平著眼看望。今嚴先生（首輔嚴嵩）與我們拱拱手，方始進去。"
這套體現在鞠躬拱手上的禮節變遷，實際上標出了明朝行政權力的變遷。名義上權力在皇帝手裡，但是皇帝不能幹、不肯幹，這時候，在沒有合法的代理制度如宰相制度的條件下，行政大權就悄悄落在皇帝的私人顧問和隨從手裡了。這是潛在的規矩，卻是真正管用的規矩，不懂這個規矩的人將在官場上碰得頭破血流。究竟是公開代理的宰相制度好，還是明朝的悄悄代理好呢？公開代理好歹還有個公開推選宰相的過程，悄悄代理則全憑個人的私下手段，譬如劉謹那種引導皇上玩鷹玩狗討皇上歡心的手段。
簡單地說，就是明朝必定出現一個灰色的權勢集團，一個在典章制度中找不到的權勢集團。這個集團有能力讓正式制度的維護者給他們讓路。孫丕揚不願意讓路，又不敢得罪宦官，不能不讓路。雙方較量的結果，就是孫丕揚帶頭放棄自己手裡的安排幹部的權力，放棄肥缺的分配權，同時也就取消了灰色權勢集團的肥缺索取權，任何人都不能憑自己的標準安排幹部，一切由竹簽和當事人的手氣決定。這個抽籤制度建立後，吏部的後門果然堵住不少，當時的人們便盛讚孫丕揚公正無私。在這種盛讚中，我們也可以感覺到人事安排或者叫肥缺分配方面徇私舞弊的嚴重程度。
顧炎武在《日知錄》裡考察了論資排輩的由來。論資排輩制度和抽籤制度一樣，都是捨棄了選賢任能功能的官員選擇制度，都是蒙上眼睛碰運氣的肥缺分配制度。這兩種制度還可以配合使用：首先要夠資格，夠年頭，然後才輪得上你抽籤。有意思的是：在論資排輩制度的源頭，顧炎武看到了我們在抽籤制度的源頭看到的景象。
顧炎武說，如今談到論資排輩制度，都說起源于北魏的崔亮。讀讀崔亮的本傳，才知道他也有不得已的地方（注2）。
據《魏書》卷六十六崔亮傳記載，崔亮當吏部尚書的時候，正趕上武官得勢，太后下令要選拔武官在中央和地方的政府中做官。但是官位少，應選的人太多，前任吏部尚書李韶按照老辦法提拔人，眾人都心懷怨恨。於是崔亮上奏，建議採用新辦法，不問賢愚，完全根據年頭任用官員。年頭不對，即使這個職位需要這個人，也不能任命他。庸才下品，年頭夠長就先提拔任用。於是久滯官場的人都稱讚崔亮能幹。
……
崔亮說，過去天下眾多的賢人共同選拔人才，你還說十收六七。今日所有選拔的任務專歸吏部尚書，以一人的鏡子照察天下，瞭解天下人物，這與以管窺天有什麼區別呢？如今在戰爭中立下功勳的人甚多，又有羽林軍入選，武夫得勢，卻不識字，更不會計算，只懂得舉著弓弩衝鋒，追隨蹤跡抓人。這樣的人怎麼能治理好天下？再說武人太多，而官員的名額太少，即使讓十人共一官，官職也不夠用，更何況每個人都希望得一個官職了，這怎麼能不引起怨恨呢！我與上邊當面爭執，說不宜使武人入選，請求賜給他們爵位，多發他們俸祿。但是上邊不接受。所以用了這個權宜之策，用年頭限制一下。這就是我的本意，但願將來的君子能夠明白我的心。
顧炎武評論說，北魏失去人才就是從崔亮開始的。……奇怪的是，現在上邊沒有那些立下功勳的人壓著，下邊沒有鼓噪的叛黨逼著，究竟怕的是什麼，還用這論資排輩的辦法呢？
顧炎武說得很清楚，崔亮的辦法是用來安撫上上下下的壓力集團的，是被迫的讓步。我們也從孫丕揚的故事中看到，顧炎武所說的"現在"--明朝末年，也同樣面對著權勢集團的壓力。抽籤等等也是不得已。孫丕揚和崔亮這兩位吏部尚書相隔一千餘年，但是選官規則的形成法則相同，形成的情勢相近，形成的結果自然也差不多。
我們已經看到了三個層次的選任官員的方式。表層是理論上冠冕堂皇的"選賢任能"，中層是論資排輩和抽籤，底層是權勢集團的私下請托，或者叫走後門。
《醒世恒言》中說："原來紹興地方，慣做一項生意，凡有錢能幹的，都到京中買個三考吏名色，鑽謀好地方，做個佐貳官出來，俗名喚做’飛過海’。怎麼叫做’飛過海’？大凡吏員考滿，依次選去，不知等上幾年。若用了錢，挖選在別人前面，指日便得做官，這謂之飛過海。還有獨自無力，四五個合做夥計，一人出名做官，其餘坐地分贓。到了任上，先備厚禮，結好堂官，叨攬事管。些小事體，經他衙裡，少不得要詐一兩五錢。……所以天下衙官，大半都出紹興。"
當然這也不能怨紹興人。紹興地少人多，生活不下去，總要謀一條出路。（明）王士性在《廣志繹》中說：山陰、會稽、余姚，人口繁多，本地的房屋耕地連一半的人口也供養不起，於是聰明敏捷的人，就進京當了都辦，從要害部門到閑曹細局，到處都是這一帶的人。--全中國的大小衙門裡充滿了紹興人，原來是生存環境逼的。而從紹興人的角度看，"飛過海"不過是激烈的生存競爭的一種手段。民間的生存壓力，就是這樣轉化為官場內部的"請托制"的運行動力。
這筆官場上的巨額投資，最終自然要從老百姓身上一錢一兩地撈本取利，《醒世恒言》已經介紹得很清楚了。
請托盛行，意味著誰有路子誰當官。這又大體相當於誰有銀子誰當官，誰會巴結誰當官。誰有銀子誰當官的道理還可以再推進一步，因為明朝的官員工資甚低，不應該有很多銀子，銀子多恐怕也就是灰色收入多，貪贓枉法的嫌疑大。這就意味著溜鬚拍馬高手和貪贓枉法的嫌疑犯最有可能當官。當然也可以像《醒世恒言》中說的那樣，大家先湊錢買個官當，按入股的比例分贓--這就意味著貪污準備最充分、貪污壓力最大的人最可能當官。這顯然是一幅很糟糕的前景：衙門裡充滿了貪官污吏和結夥打劫的強盜，動輒敲詐一二兩銀子，如此用不了多久，天下就只能看見窮山惡水貪官刁民了。
在上述情景之下，如果我們設身處地替孫丕揚想一想，就會發現他膽識過人。
掣簽法一出，請托無處容身了，那些權貴，包括孫丕揚的那些花大錢鑽營進來的部下，都斷了一條財路。沒有過人的膽量，或者頭上有許多小辮子被人家攥在手裡，誰還敢做這種得罪人的事情？自己先斷了自己的財路，誰又肯做這種吃力不討好的事情？
此外，論資排輩和抽籤本身堪稱極其高明的流線型設計。如果要發明一種在官場中的阻力最小、壓力最輕、各方面都能接受的肥缺分配辦法，恐怕那就是論資排輩加抽籤。資格和輩分是硬指標，不容易產生爭議，這就能夠持久。人人都會老的，誰都不會覺得這個辦法對自己格外不公平，這就容易接受。已經老的人關係多，經驗豐富，常常還是年輕人的師長師兄，年輕人很難公開反對他們，這就讓反對者難以成勢。至於在相同資格和輩分的條件下抽籤抓鬮，這是把前程交給天意和命運安排，而天意和命運也是人人尊重，根本就無法反對的。
最後還有一條好處，一旦開始了論資排輩，再要廢除就不太容易，代價會很高，因為耐心等待多年的編織了堅實的關係網的人們會群起圍攻，說他的壞話，造他的謠言，保護自己即將到手的利益。
事實上權貴們也犯不上去招惹眾怒，因為請托的道路並沒有被孫丕揚徹底堵死，他只是在自己領導的吏部堵住了這條路，而吏部的考選只是官員升遷的途徑之一。另外還有一條途徑叫做保舉。為了彌補吏部考選的不足，京官五品以上和州縣正官以上，都有權保舉官員。被保舉者的升遷調用不論年頭和資格，也不用抽籤。崇禎年間的刑科給事中李清在《三垣筆記》中記載，曾有一個人求他保舉，開口就要送他三千兩銀子，由此可以想見保舉的行情。在保舉的道路上，權貴們的鄉里親舊僚屬門下絡繹不絕，從來就沒有斷過。這條溢洪道雖然不那麼乾淨，但也起到了穩固大堤的作用--權貴們可以繞開抽籤制度，無須推翻它。
抽籤當然不好，但考慮到這許多複雜情況，《明史》的作者最後還是說了許多體諒孫丕揚的話。這位史官前輩說得十分到位，我只能老老實實地轉述如下：孫丕揚創建掣簽法，雖然不能辨才任官，關鍵是制止了放任營私的弊病。如果不是他，說不定情況更糟。這也是因地制宜，不可援引古代聖賢的話去責難他。
說了半天，官場上的各種關係都擺平了，大家都沒牢騷了，老百姓又如何呢？……嘉靖和萬曆年間著名的清官海瑞說的，原話是："百姓口小，有公議不能自致於上。"（注6）海瑞這句話說得異常簡潔精確，後人很難超越。但是這話的背後隱藏了一個可疑的前提：上邊知道了老百姓的不滿一定會替他們作主麼？事實上，大量的官辦企業經營不善，面臨破產，再明白不過地表明瞭官員的服務物件對他們的工作不滿意。這條資訊通道並沒有堵塞，但是那些工部和戶部的官吏很少因此丟官，除非他們在官場上瞎了眼。海瑞的假定顯然不能得到歷史經驗的證實。老百姓的嗓門確實有問題，但是加害於人或者造福於人的實際能力更成問題。
這就是說，在進行官場謀劃，努力擺平各種利害關係的時候，無須考慮老百姓的壓力，他們根本就不能構成一個壓力集團，甚至連一個輿論集團也不是，不過是一盤散沙。……
作為整個政權的根基，老百姓在理論和原則上非常重要，所謂"水可載舟，亦可覆舟"，因此才有了"選賢任能"、"為民父母"、"愛民如子"之類的大原則和正式規則，以免洪水氾濫，大家遭殃。如果真能做到這一套，老百姓也會感到十分幸福，當牛作馬雖然免不了，皇親貴族的三宮六院和伺候他們的萬千宦官也要好好養活著伺候著，但身邊畢竟有了一個好牧人。只要他早出晚歸，兢兢業業地替天子放牧，屠宰的季節和數量掌握得比較有分寸，老百姓也就像魯迅說的那樣暫時做穩了奴隸。
但是在現實的制度運作中，老百姓什麼也不是，無論是壓力還是牢騷，什麼也傳不上去，這就難免"人善被人欺，馬善被人騎"。因此就培養出了敲詐勒索，勾引出了官場請托，豺狼餓虎們一個個地混進了牧人的隊伍，吃得牛羊們紛紛斷子絕孫，這便是最黑的潛規則。按照魯迅的比喻，這就進入了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
論資排輩和抽籤法可以算作灰色規則，位於白色的正式規則和黑色的潛規則之間。沿著這條灰色道路上來的放牧者則是個大雜燴，勤狗懶狗好人壞人豺狼虎豹都有，老百姓趕上誰是誰。這條灰色規則能夠大體通行，已經很不容易了。在老百姓什麼也不是的情況下，孫丕揚等有覺悟有勇氣的好幹部，運籌帷幄，建立各種同盟，巧妙地動員官場上的各種力量，經過努力才給牛羊們爭取到這個政治成果。這個成果的取得，既可以稱之為成功，也可以稱之為失敗，這大概也是各朝代總能夠維持二百多年，最後卻終於難免滅亡的道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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