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潛規則》札記：〈惡政是一面篩子〉

〈惡政是一面篩子〉

漢靈帝向官員預征的這筆修宮室的錢，連同後來充分發展為賣官鬻爵的收入，很像是一筆承包費。皇上派官員下去當官徵稅，治理百姓，並發給他工資，這本來是很清楚的官僚制度。但是皇上和他的參謀們心裡明白：“一稅輕，二稅重，三稅是個無底洞。”在各項正式的賦稅收入之外，多數地方官還有個小金庫，有大量的灰色甚至黑色收入。這是一筆黑灰色的錢，你問起來誰都不承認，實際上數量又不小；管理起來難度很大，但是讓下邊獨吞又不甘心。於是皇上就採取了大包幹的政策：交夠了我的，剩下是你的，不交不許上任。實際上，這是對黑灰色收入的批准、強求和分肥。這條政策一出，本來不收黑錢的清官也非收不可了。這就是司馬直的真實處境。

司馬直以父母官自命，他遵循的是儒家規範。這本來是官方宣導全國奉行的正式行為規範，但是當政者對官員的實際要求與這些規範的衝突太大，司馬直除了上疏勸告或者辭職之外又不能有其他反對的表示，不然就與忠君的要求相衝突，結果他只好用毒藥將自己淘汰出這場僵局。

這就是說，當政權大量徵收苛捐雜稅的時候，比較在乎榮譽的人就從村級領導的位置上退出了，這類人就是司馬直那樣的人物。而替換上來的，通常是敢於也善於徵收苛捐雜稅的人物，譬如陳奉那樣的人物。更明白地說，一個變質的政府，一個剝削性越來越強，服務性越來越弱的政府，自然也需要變質的官員，需要他們泯滅良心，心狠手辣，否則就要請你走人。這就是此前300年陳奉與馮應京相替換的背景，也是此前1700年司馬直自我淘汰的背景。在這種背景下，清官和惡棍的混合比例並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定向選擇的結果。惡政好比是一面篩子，淘汰清官，選擇惡棍。

惡政選擇了惡棍，惡政本身又是如何被選擇的呢？立皇帝就如同擲色子，皇帝的好壞主要靠碰運氣。以明朝的十六個皇帝論，不便稱之為惡篩子的不過五六個，大多數不能算好東西，可見惡政被選中的概率相當高。東漢九個皇帝，不算惡篩子的只有三個，與明朝的惡政出現概率差不多。東漢的多數惡篩子，譬如漢靈帝，登基時還是個小孩子，似乎一張白紙；嘉靖和萬曆之流年輕時還算不錯，後來卻惡得一塌糊塗，可見惡政被培育出來的概率也不低。帝國制度很善於把常人難免的弱點和毛病培育為全國性的災難。

明周暉在《金陵瑣事》中講了一個小故事。他說，在礦稅繁興的時候，有一個叫陸二的人，在蘇州一帶往來販運，靠販賣燈草過活。萬曆二十八年，稅官如狼似虎，與攔路搶劫的強盜沒什麼差別。陸二的燈草價值不過八兩銀子，好幾處抽他的稅，抽走的銀子已經占一半了。走到青山，索稅的又來了，陸二囊中已空，計無所出，乾脆取燈草上岸，一把火燒了。作者評論道：此舉可謂癡絕，但心中的怨恨，不正是這樣麼！

我估計，當地的燈草種植和銷售行業大概也完蛋了。作者也說，重稅造成了萬民失業的結果。這就是惡政和惡棍集團的根基，一個在自我毀滅的迴圈中不斷萎縮的根基。

《明史記事本末》的作者谷應泰是清朝人，他在記敘礦稅始末的結尾處有一段關於利益集團的精闢分析。他說：開始是因為征礦稅而派設宦官，後來這些宦官的命運就與礦稅連在一起了。開始是因為宦官諂媚迎合而讓他們征礦稅，後來這些宦官肥了，便結交後宮，根子越紮越深。這就是礦稅不容易廢除的原因。由此看來，清朝的史學家已經意識到，惡政可以培育出一個自我膨脹的具有獨立生命的利益集團。這個集團在最高層籠絡皇親影響皇帝，在官場中清除異己，在各地招收爪牙，在民間吸吮膏血——肥肥壯壯地擴展自己的生存空間，一層又一層地自我複製。勢力所及之處，人們之間的關係越來越不成體統，實施的政策也越來越背離帝國公開宣稱的政策。惡政與惡棍集團相得益彰，迅速膨脹到老百姓不能承受的程度，一個王朝的迴圈就臨近終點了。在萬曆死去的時候，距離該輪迴圈的終點還有二十四年。在漢靈帝賣官鬻爵修復宮殿的時候，離他本人實際上也是東漢王朝的“腦死”日期只剩下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