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這篇文章，可以與李敖〈奴才學發微〉一文參看。雖然李敖文章慣會引經據典的嬉笑怒罵，不管如何，兩文都對中國人的奴性基因做了深刻的剖析——根源就在君主專制制度本身！君主專制有其本質上的缺陷，統治者塑造統治權力的合理性、至高無上性，並據此建構「恩施、恩庇」等特權法則，再藉由「教化」手段讓中國人世世代代只能仰承鼻息，深化奴性，乃至於成了文化基因。中國人悲哀的性格與悲劇的命運，台灣如今有重蹈覆轍的危機。我們與奴性深重的藍丁丁同在一個國度，是我們的不幸，但我們沒有選擇的權力，只能加強自覺，並盡力褪去社會各階層對特權的執迷，才有辦法讓民主在「自覺」的前提下，逐步落實「自決」的權力行使，成為真正國家的主人。
2005年10月19日，中共國務院新聞辦於發布了《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白皮書。儘管這是中共掌權後發表的第一份關於民主建設的白皮書，但除了白皮書的公佈本身之外，其內容毫無新意。
白皮書的核心內容是關於“國情論”、“黨權論”和“中共英明論”的論證。
此次白皮書中“國情論”，不再強調中國的經濟落後和人口素質低下，而是著重中共的核心領導地位，是歷史的選擇，也是中國人民的自願選擇，也是歷史地形成的，而不是共產黨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人民；顯然，“國情論”是為了否定民主形式的普世性，也為了以特殊國情來掩飾中共現政權的合法性。
“黨權論”公開肯定了中國現行的黨權至上體制，無論是抽象的人民主權的民主建設，還是寫進憲法的人權保護及其具體人權，也無論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和政協制度，還是所謂的中共特色的“民主集中制”，更無論是基層民主進程，還是依法治國，皆要在中共黨權的領導之下，而與人民主權無關。
“中共英明論”意在宣示：當下中國取得的所有成就都是中共的功勞，甚至不惜把一系列失敗辯護為偉大的成就。同樣，改革以來中國的任何一點點民主成就，也都是中共英明領導的功勞，而絕非來自民間的自發爭取。
於是，白皮書等於向全世界宣告：在人民主權的民主之上，還有中共黨權這個更高的權威，這個黨權才是至高無上，也就是“黨主人民”和“黨主民主”，人大是黨權的傀儡，政協是黨權的花瓶，司法是黨權的工具，人權和民主等詞彙是黨權的裝飾。像中共當局發布的人權白皮書一樣，這份民主白皮書也充滿了謊言，比如，白皮書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但是，13億國人是黨權驅趕下的羊群，根本無緣參與國家主席的選舉；再如：白皮書聲言“發展黨內民主”，但6800萬黨員中的絕大多數，也不過是黨奴而已，也與黨魁選舉無緣。
這就是白皮書所標榜的“中國的政治民主建設”！
所以，與其說此白皮書是關於“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的公告，不如說是為“維護黨權至上的獨裁體制”的公開辯護。
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第一次登上天安門之後，“他是人民的大救星”的歌聲唱遍大陸，且歷久而不衰，直到今天，還是人們發洩不滿時的懷舊工具；1984年10月1日，鄧小平走下天安門檢閱三軍、接受“小平您好”的真心擁戴之後，“總設計師”一揮手，就恩賜給小民以奔小康的機遇，“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在經濟上獲得有限的解放；1999年10月1日，江澤民在檢閱了三軍之後，儘管遭到來自各方面的抨擊，但他仍然穩坐“繼往開來的領路人”的核心位置，進行了又一次皇恩浩蕩的理論創新，讓那些發了大財的資本家加入中共，在政治上獲得欽定的解放，不再只是人大、政協中的統戰對象和政治花瓶，而成為執政黨的一員。不知道新黨魁胡錦濤準備何時登上天安門檢閱三軍，為自己的親民形象造型。
我不否認中共執政集團內，會有善待人民且具有一定現代政治意識的高官，比如胡耀邦和趙紫陽，在當政之時也確實做過不少善政，並為推進政改而甘冒風險。但是，即便如此，百姓的權益也只能等待自上而下的恩賜，何況，這樣的好官在中共體制下難以長存。退一萬步講，如果國人能經常遇到明主，或皇帝的開恩不是偶然行為，而是隔三差五地浩蕩一次，等待恩典的民族惰性，儘管有辱做人的尊嚴，因為得到了實惠也還情有可原。可悲的是，國人歷經諸多苦難和漫長等待，才會偶然遇到一個賢明的君主或一次極為吝嗇的開恩，得到的總是遲到的微薄補償和可憐安慰，為什麼仍然只會仰視皇冠？何況，在中國，王朝循環的歷史上的每一次皇恩浩蕩，要麼發生在百廢待興的開國之初，要麼發生在危機四伏的末年，在根本上不是為了民眾的福祉，而是出於鞏固政權、維持政權或挽救政權的政治需要。而國人仍然象完全需要成年人照顧的嬰兒，只會等待明主的出現。難道國人真的就永遠長不大、永遠人格殘疾和弱智，宿命般地只配跪著祈求和接受皇恩？！
毫無疑問，後毛時代的大陸，比之於毛澤東時代，國人得到了溫飽的實惠和極有限的個人選擇空間，鄧小平開創的實用主義貓論比強調階級鬥爭的毛思想，具有了靈活而柔軟的彈性，但是，這一切變化，都沒有在根基上改變國人的基本生存狀態；這塊土地上的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的關係，仍然是千古一系，單傳至今。那就是：人的權利、國家的命運、社會的任何進步和老百姓生活的任何改善，主動權和決定權皆牢牢握在獨裁者的手中，皆是自上而下的恩賜，需要子民們三呼萬歲，以示百姓的忠誠和感恩；需要社會名流扮演同舟共濟的諍友，需要御用文人妙筆生花的辯護和讚美，以示君主的英明和戴德。
儘管，近年來民間維權運動有所起色，但也必須看到民間維權事業面臨的嚴峻現實，自下而上的爭取做人尊嚴和自身權益的運動，不是被陰險的獨裁者作為奪權和建立新王朝的工具而利用，就是被野蠻的專制機器徹底剿滅，一場場揭竿而起的大規模民間反抗運動，無論是傳統的暴力反抗的改朝換代，還是現代的和平抗爭的政治反對運動，都無法撼動專制制度和奴性文化的根基。
原因何在？
獨裁官權的鎮壓固然是原因之一，但民眾的冷漠則是更深層的原因。在愚昧、懦弱而盲目的民眾心中，被利用等於被解放，等於重獲新生；在懦弱而聰明的犬儒身上，被鎮壓就是被征服，就等於從此做幫兇、做幫閒，起碼做沉默的順民。國人何時嚐到過當家作主的真正解放的滋味？中國何曾走出過專制王朝的治亂循環的歷史怪圈？
直到今天，中共執政的日子，仍然以“解放以後”、“建國以來”和“新中國成立以後”的表達方式，以“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的說辭，成為一代代人最基本的歷史常識和語言習慣，深深地沉澱在民族的集體記憶中，普遍地應用於人們的口語和書面語中。就是那些對中共歷史瞭如指掌的知識分子和黨內開明派，在揭露中共執政後的累累罪惡時，也要習慣性地用上述詞彙來為歷史劃界。
同樣，現在的百姓談起八九運動和六四大屠殺，絕大多數人隨口說出的詞仍然是“動亂”或“暴亂”，即便是親歷了浩大的和平遊行和血腥大屠殺的北京市民，也大都用官方定性的詞彙；即便官方已經悄悄地在公開媒體上用“政治風波”代替了“動亂”和“暴亂”，人們的語言也並沒有隨之改變多少。1999年江澤民政權鎮壓法輪功以來，“邪教”一詞也在民眾中、特別是大中小學生中迅速普及。前幾年，我每次聽到熟人講起八九運動用“動亂”一詞時，都要予以反駁和糾正。這種糾正，開始是憤怒，繼而是嚴肅，最後是無可奈何，時間一長便聽之任之了。強勢的意識形態灌輸進入長期被奴化的頭腦，遂使記憶和語言定型化。
思想怪傑維特根斯坦的語言哲學認為，語言絕非傳統意義上的表意工具，語言就是行為本身，選擇什麼樣的語言表達方式，就是選擇什麼樣的思維方式；選擇什麼樣的思維方式，就是選擇什麼樣的生活方式。由此引申，習慣於感恩戴德的語言表達方式，就必然造就出救世主意識，救世主意識必然導致等待自上而下恩賜的奴性生存方式，離開了救世主便惶惶不可終日，比喪家之犬還要狼狽。
國人一次次地把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希望，寄託於新上任的執政者，但是每一次皆以失望告終；荒謬的是，一次次失望，仍然沒有滅絕人們對中共主動改革的近乎於絕望的希望。為什麼？通常的回答是國情使然：有人說，偌大的國家，必須靠威權制度才能控制和治理；有人說中共過於強大，擁有的壟斷性資源太多，除非中共自我改造，否則任何其他力量無法挑戰；有人說，民間政治反對派在各方面都不如中共，他們上台，還不如中共；有人說，首先要發展經濟，之後才是政治改革，而要保持經濟高增長就必須保持社會穩定，只有中共執政才能維持穩定；有人說，大陸人口太多且素質低下、愚昧無知，只配接受精英們的恩賜性指導，只能進行自上而下的變革……所有這一切辯護，無非就是為了證明：沒有了中共或中共下台，誰能代替它有效地統治中國？海內外的民運人士和持不同政見者，不是經常遭遇這樣的質問嗎？所以，等待恩賜的幸福就是平民百姓的唯一選擇。
當國人不爭取、甚至壓根不准備自我做主之時；當爭取自身權益的鬥爭，還未真正開始就已經放棄努力之時；人們就會普遍地虛構出一個下意識的假設：離開了現行執政者，必然天下大亂。這樣的假設，既來自中共長期的強制性的意識形態灌輸，也來自國人至今不改的奴性。獨裁者有理由無視歷史事實而提出這樣的假設，因為他們的所有決策和言說的最終目的只有一個——保住絕對權力。而民眾卻沒有任何理由相信這樣的假設，因為這假設所維持的制度，恰恰是不把人當人來對待的秩序。國人一旦忘記歷史事實而相信了這樣的假設，就會心安理得地等待天上掉下餡餅，就會雖九死而猶未悔地尋找明君賢主，就會把所有自下而上的民間反對運動、爭取自身權益運動，視為幫倒忙的“添亂”，就會在執政者乾了九十九件大壞事而只作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善事時，用1%的善政來為99%的惡政辯護。即便被屠殺、被餓死、被監禁、被流放、被剝奪、被歧視……獨裁者仍然“偉大光榮正確”，小民們仍然千恩萬謝。
白居易有詩云：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在大陸，此千古名句決不適於描述敢於挺直腰身的國人，卻是對習慣於優雅跪姿的國人的絕妙寫照。金鑾殿下，文武大臣齊刷刷跪成一片，三呼“萬歲！萬萬歲！”天安門城樓上，獨裁者一揮手，全世界最大的廣場就變成了子民向救世主歡呼的海洋。清王朝覆滅以來的國人，特別是中共執政後的國人，雖然不再象古人那樣做肉體上的跪拜，但是靈魂上的長跪不起更甚於古人！
做人的箴言云：人，生而自由、平等。導致普遍的奴役和不平等的，決不是因為統治者過於強大或過於英明，而是因為被統治者們的跪下。難道三叩九跪的皇權時代已經廢除了一百多年的今天，國人還自我作踐、找出種種理由為自己的跪姿辯護？僅僅是小康的恩惠和允許富人入黨的開恩，難道就使國人只會以下跪叩謝來顯示獨裁者的高大和恩典嗎？！
自由中國的出現，與其寄希望於統治者的“新政”，遠不如寄希望於民間“新力量”的不斷擴張，民間尊嚴在觀念上和法律上得以確立之日，就是國人的人權得到制度性保障之時。
2006年1月6日於北京家中（《觀察》2006年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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