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文法科學生到歐美留學，絕大部分以學位為目的。台灣社會（特別是留學生家長）期待留學生“學成”。所謂“學成”，就是拿到學位。依照常理，學問與學位是成正比的。可是，偏偏現實並非如此單純。有學位，卻沒有真才實學的，比比皆是。甚至於可以說是常態。
到歐美留學，就是要學習當代歐美學界最先進的學術思想以及治學之道。歐美文法科學術思想的發展，當然以他們悠久的人文傳統為基礎。如果不能夠具備相當的歐美文明和歷史的人文素養，就不足以窺其堂奧，不可能真正學有所成。至多只能學得一些皮包而已。即使是到歐美大學專攻中國歷史或者藝術文學，也應該密切留心歐美文明對於這些研究工作的影響，學習他們學者的方法論，思索他們所提出的研究題目的另類角度，和他們的專業見解。否則，何必千里迢迢跑到異國留學？可以說，無論是專攻那一門科系，道理都是一樣的。
一般說來，有意攻讀研究所，顯然準備走上學術研究的道路，原本就應該具有水準以上的學養。研究生所需要的人文素養，應該都是早在進入研究所之前就已經具備的。如果到了研究所才有意培養，大多為時已遲。但是，申請入學歐美大學研究所的台灣文法科留學生，其歐美文明的人文素養，絕大多數還不及歐美大學部一般文法科大學生的程度，當然更不如他們研究部的文法科研究生了，甚至於還有更差的。這似乎是台灣社會上一般人所不知曉的。
舉個實例。具有哈佛大學法學博士學位的馬英九，幾年前在記者訪問中，侃侃而談他所喜愛的課外讀物。他很自豪地一一詳細列舉出他所讀過的世界文學名著，例如基督山恩仇記、三劍客等等。只是，這些他所謂的世界文學名著，不過是一般歐美中學生的讀物罷了。問題是，他們中學生所讀的文學著作，遠遠超過我們這位留美的馬博士。至於他們的大學生和研究生，那就更不用說了。在文學以外的著作，例如哲學、歷史，情形更為嚴重。有位台灣留學生在德國某聞名大學，以近十年時間攻讀法學博士學位之後，竟然完全不知道德國近代史上有一個呼風喚雨的普魯士容克貴族集團。歐美一流大學研究所的同科系本國籍研究生，如果有這等程度的人文素養，那是完完全全不可想像的事。
就物質條件而言，台灣的中學生和大學生，沒有充裕歐美人文方面的相關讀物。台灣能夠找得到的這方面漢譯本，數量非常有限。單純由此，就可以判斷，台灣學生非常不容易培養出良好的人文素養。再加上文憑主義盛行，台灣中小教育以升學為主，教科書內容貧乏，教科書外的讀書風氣不盛，自然無暇顧及現代文明的人文素養了。這可以說是教育政策和文化體質的問題，也可以說涉及了我們的社會風氣。
台灣的漢譯本，不但為數甚少，而且素質普遍不佳，絕大部分是濫竽充數。錯譯不但錯得離譜，而且謬誤多得令人不敢相信。可以肯定的是，讀者不容易從漢譯本精確了解原著的內容。即使有少數能夠硬著頭皮念完，他們不被混淆已經幸甚，至多只能一知半解、似懂非懂。漢譯本的低素質，當然大為降低年輕學子的閱讀興趣。就這方面而言，日本時代台灣學生的處境好得太多了。因為當時優質的日譯世界重要著作，已經應有盡有，非常豐富。其實，今日韓國的情形也跟當前台灣極為相似。就歐美文化的素養而言，如果說當前這兩個社會的知識分子和一般大學生，大多不如他們日本時代的父祖輩，頗有幾分至理。
這並不是說，台灣學生當中找不到人文素養優秀者。而是說，台灣的環境不良。若要培養雄厚的人文素養，非得自己特別下苦工夫不可。而在台灣文法科留學生當中，這並非全然沒有，只是甚為罕見。再者，台灣學院裏的文法科教師素質一般不佳，鮮有能力啟發和指導大學生去擴大他們的知識視野，以準備在歐美大學的文法科研究所從事較為高深的學業研究。講得白一點，就是絕大多數台灣文法科留學生，肚子裏的墨水少得可憐。如果在歐美大學的研究所課堂上，教授講課旁徵博引，他們肯定大多要“鴨仔聽雷”了。這還不是語言問題，而是根本不熟悉人家視同為必備基礎常識的東西。在此情況下，如果要深入寶山、滿載而歸，當然是不容易的事。
問題的另一面是，遠赴歐美的台灣文法科留學生，外文程度普遍不佳。而外文程度，又跟人文素養有密切關係。在研究所修課，每日課業指定的讀物堆積如山，非有相當好的閱讀能力和極佳的理解能力，是無法應付的。於是，如何完成指定的學期作業、考試過關，那就有如八仙過海，各顯神通了。誠然，經過幾年的磨練而外文突飛猛進的，大有其人。不過，我們也看到絕大部分的文法科留學生，取得博士學位之後，外文程度依然低劣如故。例如，擔任過東海大學教務長的王振寰教授，擁有美國著名大學的社會學博士學位，竟然不知道英文的the Commons（有the，C大寫，而且是複數s）是英國國會的平民院，或稱下院。他在一本書上，竟然把它翻譯為“群眾”！類似例子，不勝枚舉。找出原著，對照台灣聞名教授所翻譯或者校訂的譯作，保證可以大開眼界。
跟台灣文法科留學生同病相憐的，還有許多第三世界國家的公費和自費留學生。在此情況下，很多歐美大學的研究所或者指導教授，開始非正式的“一校兩制”，通融讓這些學生“學成”。這就是Third World Ph.D.的緣起。
台灣留學生Third World Ph.D.的一個特色，是博士論文題目幾乎清一色與台灣或者中國有關。這並不是說，所有這類的博士研究論文，都是低水準的。事實上，做得非常出色的並非沒有，當然不可一概而論。只是，那些程度不佳的台灣留學生，特別熱衷選擇有關台灣與中國的論文題目。而這些論文內容，很多是拿幾個時下流行的學說，以台灣或中國的例子驗證一下而已。到歐美各大學研究所，找出歷來台灣文法科留學生的碩士、博士論文題目加以統計，當知此言不虛。投機取巧，容易矇騙過關，當然也方便掩飾自己的學識實力。他們之中很多就如此這般地“學成”了。在台灣文法科教授群當中，這是一個公開的秘密。
稍早一點，當連戰在芝加哥大學寫博士論文的時候，美國學術界正集中於蘇聯研究，對於中國（中共）的研究，無論在圖書收集和人才方面，都還遠不如今日。反而當時國民黨政府的“匪情研究”經費充裕，收集不少資料，也有大批人在做分析工作。於是，像連戰那樣的國民黨權貴子弟，大大方方地動用台灣的國家資源，甚至可能由台灣的“匪情專家”捉刀，完成他們的學期作業或者碩士、博士論文。這也是投機取巧，不過更加容易罷了。嚴格來看，連戰固然可以稱為是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博士，其實稱為“匪情專家”可能較為適當。因為他研究的是，中共如何批評胡適。除此，實在看不出來他有政治學學者應該有的學養。
台灣的Third World Ph.D.群就這樣產生了。因緣際會，台灣的大學院校充斥這類從歐美大學研究所“學成”歸國的人物。其中，國民黨權貴子弟出身的，台灣本土派學者，都一應俱全。例如，已故民進黨籍立法委員盧修一的國立巴黎大學政治學博士論文題目，是關於台灣共產黨運動，內容既不能算是嚴謹的歷史研究或者歷史解釋，也不好歸類為是有政治學內容的學術研究。大概只好跟連戰一樣，歸類為Third World Ph.D.吧。若要嚴格批評，應該一視同仁才對。
不過話說回來，每個人的成長，各有不同經歷階段。擇取片斷而遽下定論，有失厚道。如果台灣的Third World Ph.D.們，能夠善加利用他們得天獨厚的好際遇（名利雙收、優渥無比的退休待遇），謙卑而且勤奮耕耘，在學術上真正有所貢獻，或者像盧修一那樣捨命為台灣民主而奮鬥不懈，我們還是應該十分敬重的。應該享有崇高學術地位的，是真正治學有成的卓越學者，與文憑無關。值得台灣人民永遠懷念的，是具有民主運動政治家胸懷的盧修一，而不是擁有政治學博士頭銜的盧修一。至於那些學養不佳、疏懶成性卻又汲汲於沽名釣譽的博士先生女士們，我們應該恰如其分地尊稱他們是Third World P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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