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5月30日 星期五
生命省思
有一片大地叫現實
有一棟高樓叫地位
擁有高樓的代價叫財富
小時候
躺在草地 仰望藍天
渴望乘風 臥雲 追日 飛翔
於是我耗盡青春
建構世上獨一無二的高樓
當電梯把滿懷希望的老朽身軀 送上
人類的頂峰
看!
世間的一切都在腳下
而藍天依舊是
藍天
如童年
2008年5月27日 星期二
2008年5月26日 星期一
2008年5月22日 星期四
化石
拒絕作一塊融化的冰(注)
而我也曾拒絕 一直拒絕
卻只換來一身傲骨
封存於岩盤之上
供人辨認我曾有過的存在——
當我大多數的族人
在累世累世逐漸增大的壓力下
早已將殘軀化為石油
供上面的人們以一根根的細管
壓榨享用之時
(注)這位詩人是余光中
<我之固體化> 余光中
在此地,在國際的雞尾酒裡
我仍然是一塊拒絕溶化的冰
常保持零下的冷
和固體的堅度
我本來也是很液體的
也很愛流動,很容易沸騰
很愛玩虹的滑梯
但中國的太陽距我太遠
我結晶了,透明且硬
且無法自動還原
2008年5月19日 星期一
父親的心情
曾幾何時,惹笑的佩珊自己,甚至最幼稚的季珊,也都在時光的魔杖下,點化成「少女」了。冥冥之中,有四個「少男」正偷偷襲來,雖然躡手躡足,屏聲止息,我卻感到背後有四雙眼睛,像所有的壞男孩那樣,目光灼灼,心存不軌,只等時機一到,便會站到亮處,裝出偽善的笑容,叫我岳父。
應該是「人同此心」的緣故吧!法語音樂劇「羅蜜歐與茱莉葉」第二幕裡,茱莉葉的父親決定將女兒的幸福託付給巴黎斯公爵後,在「Avoir une Fille(呵護一個女孩)」一曲中唱出他對茱莉葉的感情,內容與余光中的表述是多麼的相似啊:
呵護一個女孩
她是我的生命 她是我的骨血
她是我孕育二十年的果實
我詛咒她所有的情人
……
呵護一個女孩
我恨男人和他們的眼神
我知道他們的技倆和勝算
當這一天到來 會有個人
娶走我的女兒 尊稱我「丈人」
雖然表現手法一詼諧、一抒情,但同樣表達出愛女終將離己而去、託付他人的不捨與心疼。
我自己曾經在開車時,一邊聽「Avoir une Fille」一邊哼(我不懂法語,故不能稱為「唱」),隨著旋律與情緒的逐漸高亢,居然會哽咽泫然而被迫噤口,這首歌之深獲我心,根本就是唱到我的心坎裡!無怪乎太座打趣道:「以後女兒要嫁人了,在婚禮上我就放這首歌給你聽,讓你哭個夠!」嗯,我得承認,屆時這樣做,恐怕我女婿會很為難的哩!
【附錄】小木屐 余光中
看著我的女兒
高跟鞋一串清脆的音韻
向門外的男伴
敲叩而去的背影
就想起從前
兩根小辮子翹著
一隻小木屐
拖著不成腔調的節奏
向我張開的兩臂
孤注一擲地
投奔而來
2008年5月1日 星期四
轉貼:結構性缺陷\老附中
無論是古希臘的自由人,或者是古代先秦的士,在培養思考能力和問政能力方面,都有類似的教育方式。古希臘哲學家輩出,先秦時代百家爭鳴,足見當時人思想活潑。古希臘的哲學和詩歌戲劇,具有永恆藝術價值,仍然是當今西方「自由教育」必讀的經典。(相形之下,先秦諸子百家也有同樣的經典價值,除了儒家之外,卻不是當今台灣和中國的教育體系所重視的。)
現代歐美社會的人文傳統,不但傳承自古希臘、羅馬,而且有各地不同民族多元豐富性的互相激勵,隨著文明進步而不斷有新內容。這個人文傳統,有深厚的舊根基,也有無比彈性,足以因應新挑戰、開拓新境界。
反觀漢人社會的人文傳統,自從獨尊儒術和科舉八股之後,日益僵化。以文學藝術的表達方式和創作力,以及哲學思想的內涵而言,宋元以後甚少有新意。可以說,這是一個逐漸緩慢走下坡的古文明。十九世紀中,當這個文明開始遭遇到其他文明的強力挑戰的時候,全然沒有應變的能力。士大夫們以他們的人文素養,沒有能力了解新世界,也沒有創造新局勢的展望。如果要奮發圖存,必須擺脫這個僵硬舊人文傳統的束縛。這是五四運動時代新文化運動的緣由。值得注意的是,留學生在這個新文化運動中扮演了關鍵性角色。
經過一段時期,舊有的保守文化力量奮起反撲,壓制了新文化運動的挑戰,使得五四運動猝然中斷。(台灣與中國都是如此。)國民黨政權數十年的“文化復興”努力,絲毫沒有能夠給這個舊文化體制帶來新的內容,或者使得舊內容稍為豐富起來。不但如此,被統治政權所刻意選擇、包裝和倡導的部分,往往只剩下一些具有政治利用價值的東西。具有經典性質的精華成就,反而沒有得到細心的維護照應和發揚。很多優質的部分都不為學子所知曉。結果,在這一批政治流氓(伙同文化流氓)的強力介入之下,漢文化傳統反而更加顯得庸俗化,更加僵硬、狹隘。
台灣人文教育的內涵,最主要的部分是建立在這個被反動政治勢力所庸俗化了的舊文化傳統的基礎之上。這個人文教育,強調和發揚了那些嚴重落後和膚淺的部分。至於那些介紹歐美人文的部分,不但量少,而且質劣。這是極度保守而短視的台灣師範體系的傑作,反映他們的文化水準。這使得台灣的人文教育具有結構性的缺陷。這個缺陷,一一表現在台灣文法科留學生身上。
按理說,這些留學生親身經歷異文化接觸,應該可以深深感受到台灣人文教育的嚴重不足才是。然而,事實並非如此。他們的知識視野極為短窄,一般沒有能夠欣賞和了解歐美人文傳統的優點,也沒有發覺自己嚴重欠缺人文素養。他們甚至於還無法了解當年五四運動的意義。對於歐美人文傳統,絕大部分沒有虛心學習的意願。他們只想要趕快“學成”,回台灣卡位。而他們也成功地占領了台灣文法科學界。
具有結構性缺陷的台灣人文教育,成為成千上萬台灣Third World Ph.D.的預科。要批判我們的Third World Ph.D.,別忘了罪魁禍首的台灣人文教育,以及主持設計和實地執行的師範體系。可惜,台灣的教改運動,完完全全忽視了。
轉貼:人文素養\老附中(網名)
本人不是教育專業者。只能從自己留學生涯觀察所得,野人獻曝。希望能拋磚引玉。
就先從歐美社會一般關於liberal arts education(很難漢譯,暫且翻譯為「自由教育」,也許「自由人教育」較為貼切也說不定,請專家表示意見)的觀念談起。
這個名詞是從拉丁文、希臘文轉譯而來。在古代希臘雅典的黃金民主時代,雅典社會分為自由人和奴隸。所謂民主,是自由人的民主,奴隸不得參與。自由人都可以參與決定國家大事。他們決定戰爭與和平,權衡各種外交聯盟的利弊,辯論公民的權利,思索公與私、罪與罰、報復與寬恕、理想與現實、榮譽與責任等等難題。為達到此目的,自由公民至少必須具備邏輯推理、言詞表達能力,歷史、國際關係、經濟貿易的常識,善於分析錯綜複雜的情勢。「自由教育」的目的,在於使得自由公民具備這些條件。是以,雅典青年學習哲學、邏輯、文學戲劇、修辭辯論、歷史、數學等等。這是專屬於自由人的教育。相形之下,雅典的奴隸則學習各種生產技能(techne,即近代technical,technology等詞語的來源)。
後來在歐美,統治階級用相同的教育概念來培養他們的接班人。在英國,人們稱「自由教育」為紳士的教育。十九世紀初普魯士首創強迫性義務教育的時候,把學子分為三類。95%學子只學習生產技能,強化服從精神,不鼓勵思考。4.5%學子學習高級生產技能和初級管理技能,只鼓勵局部思考。0.5%則全面培養思考能力,準備參與高級行政管理、各種決策;換句話說,是培養治國人才。最後這批精英學生,接受的教育類似古雅典的「自由教育」。一直到十九世紀末(或者更遲),歐美的精英大學(如牛津大學、柏林大學、巴黎大學、長春藤盟校)的教育重點,也在這方面。
也許可以簡略說,「自由教育」是人文素養的基礎。要思索和解決人類所面臨的各種難題,當然需要極致發揮人的推理能力和想象力,培植批判性思考態度,養成書寫與言詞的對話能力。這是一般性的能力,跨越學科領域。這是人文素養所講求的。隨著文明的長足進步,「自由教育」的內容也愈來愈豐富多元。在教育愈見普及的情況下,這也是現代民主社會的公民所應該具備的能力。如同古雅典自由人一樣,我們不是威權體制下的順民,而是要參與決定戰爭與和平、辯論國家大事的自由人。
在歐美學術界,即使是自然科學或者工科、醫學的大師級學者,也都有非常好的人文素養。他們在從事專業研究之前,都接受過相當嚴格的「自由教育」。即使開始專業研究,他們一般仍然在人文方面繼續保持相當的興趣。大家所熟悉的學術大師,如愛因斯坦等人,都是如此。他們可以相當從容地深入談論古希臘的悲劇、世界各國的古典文學名著、哲學和重大歷史事件的辯論等等,甚至於社會主義思潮、資本主義理論問題。除了做為現代公民的基本條件之外,很多當代教育學家說,人文素養對於高深科學思想,有很大的關連和幫助。反觀台灣學術界,連文法科的Third World Ph.D.們都不了解這個道理,更不用說理工科的學者了。
擺脫國民黨獨裁統治的台灣人民,絕大部分還沒有自由人應該有的人文素養。這是不幸的。然而,那些所謂菁英們和Third World Ph.D.們(特別是那些本土派的)也沒有!這些人只懂得粗陋二分法的僵硬思考模式,各方面的知識都非常貧乏,不知天高地厚,卻專門喜歡就自己的專業以外問題表示意見,搶著要代理大眾發言。他們特別喜歡賣弄自己的學位文憑,以社會菁英自居,壟斷發言權。這才是更大的不幸。
轉貼:Third World Ph.D. / 巫銘(假名)
台灣文法科學生到歐美留學,絕大部分以學位為目的。台灣社會(特別是留學生家長)期待留學生“學成”。所謂“學成”,就是拿到學位。依照常理,學問與學位是成正比的。可是,偏偏現實並非如此單純。有學位,卻沒有真才實學的,比比皆是。甚至於可以說是常態。
到歐美留學,就是要學習當代歐美學界最先進的學術思想以及治學之道。歐美文法科學術思想的發展,當然以他們悠久的人文傳統為基礎。如果不能夠具備相當的歐美文明和歷史的人文素養,就不足以窺其堂奧,不可能真正學有所成。至多只能學得一些皮包而已。即使是到歐美大學專攻中國歷史或者藝術文學,也應該密切留心歐美文明對於這些研究工作的影響,學習他們學者的方法論,思索他們所提出的研究題目的另類角度,和他們的專業見解。否則,何必千里迢迢跑到異國留學?可以說,無論是專攻那一門科系,道理都是一樣的。
一般說來,有意攻讀研究所,顯然準備走上學術研究的道路,原本就應該具有水準以上的學養。研究生所需要的人文素養,應該都是早在進入研究所之前就已經具備的。如果到了研究所才有意培養,大多為時已遲。但是,申請入學歐美大學研究所的台灣文法科留學生,其歐美文明的人文素養,絕大多數還不及歐美大學部一般文法科大學生的程度,當然更不如他們研究部的文法科研究生了,甚至於還有更差的。這似乎是台灣社會上一般人所不知曉的。
舉個實例。具有哈佛大學法學博士學位的馬英九,幾年前在記者訪問中,侃侃而談他所喜愛的課外讀物。他很自豪地一一詳細列舉出他所讀過的世界文學名著,例如基督山恩仇記、三劍客等等。只是,這些他所謂的世界文學名著,不過是一般歐美中學生的讀物罷了。問題是,他們中學生所讀的文學著作,遠遠超過我們這位留美的馬博士。至於他們的大學生和研究生,那就更不用說了。在文學以外的著作,例如哲學、歷史,情形更為嚴重。有位台灣留學生在德國某聞名大學,以近十年時間攻讀法學博士學位之後,竟然完全不知道德國近代史上有一個呼風喚雨的普魯士容克貴族集團。歐美一流大學研究所的同科系本國籍研究生,如果有這等程度的人文素養,那是完完全全不可想像的事。
就物質條件而言,台灣的中學生和大學生,沒有充裕歐美人文方面的相關讀物。台灣能夠找得到的這方面漢譯本,數量非常有限。單純由此,就可以判斷,台灣學生非常不容易培養出良好的人文素養。再加上文憑主義盛行,台灣中小教育以升學為主,教科書內容貧乏,教科書外的讀書風氣不盛,自然無暇顧及現代文明的人文素養了。這可以說是教育政策和文化體質的問題,也可以說涉及了我們的社會風氣。
台灣的漢譯本,不但為數甚少,而且素質普遍不佳,絕大部分是濫竽充數。錯譯不但錯得離譜,而且謬誤多得令人不敢相信。可以肯定的是,讀者不容易從漢譯本精確了解原著的內容。即使有少數能夠硬著頭皮念完,他們不被混淆已經幸甚,至多只能一知半解、似懂非懂。漢譯本的低素質,當然大為降低年輕學子的閱讀興趣。就這方面而言,日本時代台灣學生的處境好得太多了。因為當時優質的日譯世界重要著作,已經應有盡有,非常豐富。其實,今日韓國的情形也跟當前台灣極為相似。就歐美文化的素養而言,如果說當前這兩個社會的知識分子和一般大學生,大多不如他們日本時代的父祖輩,頗有幾分至理。
這並不是說,台灣學生當中找不到人文素養優秀者。而是說,台灣的環境不良。若要培養雄厚的人文素養,非得自己特別下苦工夫不可。而在台灣文法科留學生當中,這並非全然沒有,只是甚為罕見。再者,台灣學院裏的文法科教師素質一般不佳,鮮有能力啟發和指導大學生去擴大他們的知識視野,以準備在歐美大學的文法科研究所從事較為高深的學業研究。講得白一點,就是絕大多數台灣文法科留學生,肚子裏的墨水少得可憐。如果在歐美大學的研究所課堂上,教授講課旁徵博引,他們肯定大多要“鴨仔聽雷”了。這還不是語言問題,而是根本不熟悉人家視同為必備基礎常識的東西。在此情況下,如果要深入寶山、滿載而歸,當然是不容易的事。
問題的另一面是,遠赴歐美的台灣文法科留學生,外文程度普遍不佳。而外文程度,又跟人文素養有密切關係。在研究所修課,每日課業指定的讀物堆積如山,非有相當好的閱讀能力和極佳的理解能力,是無法應付的。於是,如何完成指定的學期作業、考試過關,那就有如八仙過海,各顯神通了。誠然,經過幾年的磨練而外文突飛猛進的,大有其人。不過,我們也看到絕大部分的文法科留學生,取得博士學位之後,外文程度依然低劣如故。例如,擔任過東海大學教務長的王振寰教授,擁有美國著名大學的社會學博士學位,竟然不知道英文的the Commons(有the,C大寫,而且是複數s)是英國國會的平民院,或稱下院。他在一本書上,竟然把它翻譯為“群眾”!類似例子,不勝枚舉。找出原著,對照台灣聞名教授所翻譯或者校訂的譯作,保證可以大開眼界。
跟台灣文法科留學生同病相憐的,還有許多第三世界國家的公費和自費留學生。在此情況下,很多歐美大學的研究所或者指導教授,開始非正式的“一校兩制”,通融讓這些學生“學成”。這就是Third World Ph.D.的緣起。
台灣留學生Third World Ph.D.的一個特色,是博士論文題目幾乎清一色與台灣或者中國有關。這並不是說,所有這類的博士研究論文,都是低水準的。事實上,做得非常出色的並非沒有,當然不可一概而論。只是,那些程度不佳的台灣留學生,特別熱衷選擇有關台灣與中國的論文題目。而這些論文內容,很多是拿幾個時下流行的學說,以台灣或中國的例子驗證一下而已。到歐美各大學研究所,找出歷來台灣文法科留學生的碩士、博士論文題目加以統計,當知此言不虛。投機取巧,容易矇騙過關,當然也方便掩飾自己的學識實力。他們之中很多就如此這般地“學成”了。在台灣文法科教授群當中,這是一個公開的秘密。
稍早一點,當連戰在芝加哥大學寫博士論文的時候,美國學術界正集中於蘇聯研究,對於中國(中共)的研究,無論在圖書收集和人才方面,都還遠不如今日。反而當時國民黨政府的“匪情研究”經費充裕,收集不少資料,也有大批人在做分析工作。於是,像連戰那樣的國民黨權貴子弟,大大方方地動用台灣的國家資源,甚至可能由台灣的“匪情專家”捉刀,完成他們的學期作業或者碩士、博士論文。這也是投機取巧,不過更加容易罷了。嚴格來看,連戰固然可以稱為是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博士,其實稱為“匪情專家”可能較為適當。因為他研究的是,中共如何批評胡適。除此,實在看不出來他有政治學學者應該有的學養。
台灣的Third World Ph.D.群就這樣產生了。因緣際會,台灣的大學院校充斥這類從歐美大學研究所“學成”歸國的人物。其中,國民黨權貴子弟出身的,台灣本土派學者,都一應俱全。例如,已故民進黨籍立法委員盧修一的國立巴黎大學政治學博士論文題目,是關於台灣共產黨運動,內容既不能算是嚴謹的歷史研究或者歷史解釋,也不好歸類為是有政治學內容的學術研究。大概只好跟連戰一樣,歸類為Third World Ph.D.吧。若要嚴格批評,應該一視同仁才對。
不過話說回來,每個人的成長,各有不同經歷階段。擇取片斷而遽下定論,有失厚道。如果台灣的Third World Ph.D.們,能夠善加利用他們得天獨厚的好際遇(名利雙收、優渥無比的退休待遇),謙卑而且勤奮耕耘,在學術上真正有所貢獻,或者像盧修一那樣捨命為台灣民主而奮鬥不懈,我們還是應該十分敬重的。應該享有崇高學術地位的,是真正治學有成的卓越學者,與文憑無關。值得台灣人民永遠懷念的,是具有民主運動政治家胸懷的盧修一,而不是擁有政治學博士頭銜的盧修一。至於那些學養不佳、疏懶成性卻又汲汲於沽名釣譽的博士先生女士們,我們應該恰如其分地尊稱他們是Third World Ph.D.。
轉貼:笑給天看╱ 吳念真
電影的背景是二次大戰結束後戰敗國的義大利。失業的爸爸好不容易找到一個貼海報的工作,不過必須自備腳踏車。媽媽當了棉被買了一部,沒想到開始工作不久,腳踏車就被偷了。爸爸帶著兒子到處找,沒找到。最後,爸爸決定也偷別人的。
最後的結尾是:在兒子的注視下,爸爸失手被逮、被責打、被奚落、被侮辱。
整部電影只有一個雰圍——貧窮,以及求生。
之所以有共鳴、有感覺,或許是電影裡的某些細節,根本就是自己生命記憶的重現。比如,進當鋪當棉被,卻發現當鋪裡的棉被堆積如山。比如,爸爸找不到車子,肚子也餓了,竟然帶兒子進餐館,把身上所有錢全部花光。哦,對了,媽媽在生活最絕望的當下,竟然跟人家借錢去相命,所求的只是相命師的一句話:未來會很好!
是這些細節的緣故吧?讓我年輕的時候覺得義大利真像臺灣,現在當然知道——只要是貧窮,都有同一個面貌,不管在哪裡。不同的,或許只是面對貧窮的態度而已。
面對困境、抉擇、生存關鍵的「態度」可美、可醜;可以堅定、可以柔軟;可以剛烈,卻也可以逆來順受。
記得以前看過另一部電影,紀錄片,南美洲的國家,農人窮到活不下去了,組織起來去打游擊。導演的角度放在這些農民身上,一個農民的領導者說:我帶引大家跟上帝祈禱,請祂賜給我們麵包,祂一直不給,所以,我只好帶大家去要!鏡頭一直留在那樣憨厚、純樸卻又堅定的黝黑臉上,留在握著土槍的那雙厚實、龜裂、指甲縫滿是泥土殘留的手掌上。
但,讓我無法忘懷的,卻是那些在農民臨行前一起磨麥子做麵包,好讓他們路上不要挨餓的婦人。她們臉上毫無表情,邊做麵包邊拉開衣服餵小孩吃奶,熱麵包出爐,還要趕走虎視眈眈的小孩,然後把麵包塞進先生的懷裡。
而電影的最後,我們看到去軍營把屍體領回來的,也是這些婦女。電影沒拍,但我們絕對可以想像:未來把那些看著麵包出爐卻被驅趕開的小孩養大的,也還會是這些面無表情的婦人。
其實,這樣例子到處都有。臺灣當然也有。只是當我們閱讀史料,心裡不捨那些在混亂恐怖時期犧牲生命的菁英的同時,我們經常忘記是誰把他們的孩子教養成人?是誰撐起那個殘缺的家庭?當然是一群婦人,只是我們通常不知道她們的名與姓。
遠的不說,說近的的吧。幾年前去南部拍電視節目,田裡女人在施肥,問她們說先生怎麼沒來?她們說:「在忙啊!」忙什麼?我問。她們一本正經地回我說:「忙著在大樹腳譙政府!」
去年母親過世。她是一個記憶力超強,又善於講故事的人。經驗中,有一次才剛在樹下聽男人們說完村子裡一個值得尊敬的人,在二二八事件中如何在火車裡被抓,說他如何有學問待人、如何仗義等等;回到家裡,卻聽見媽媽在跟別人說那個男人的太太,說的卻是她如何用許多碎布縫成漂亮的被子,如何要小孩改吃當時比米便宜的麵粉食品,以及,如何拒絕校長要他們家小孩繼續升學的勸說,理由是:「書念多了,腦袋會跟她們父親一樣,黑白想。」
難怪自己有時會持平地自省:男女在面對同樣的困境時,態度的差異到底在哪裡?我簡單的歸納是:男性想到的似乎是如何打破困境,女性則想著如何帶引大家度過困境。
父親在礦業蕭條時期受傷住在醫院,午後醒來,望著窗外忽然悶叫一聲:「天無天理!」
而同一個時候,在礦場挑石頭打零工的母親卻說:「再艱苦也要笑給天看!」
這是家裡的例子。
最近正在寫一個舞台劇本,寫的是臺灣阿嬤生活的點滴,想以她生命過程中經歷的幾個男人面對時代、文化變遷以及困境當前的態度,來對照她那種看似軟弱但其實堅定,看似無為其實穿透一切,看似無言其實令人感受深刻的動人形象。
在此同時卻讀到先覺出版社寄來的一本書稿《佐賀的超級阿嬤》。
閱讀過程的心情一如第一次看到《單車失竊記》,差異只是前者輕快明亮,後者凝重深沈;前者的主角是阿嬤,後者的主角是爸爸。
阿嬤以逆來順受、樂觀包容的方式面對貧窮,爸爸則選擇以無力的報復面對困境。
同樣的時代,同樣的戰敗國,面對同樣的貧窮與生存,卻有不同的態度,差異彷彿無關國籍,只在性別。
讓我們一起想像,一九四六年夏天的某一天,戰爭結束不久,在義大利一個父親牽著兒子的手滿街找腳踏車的同時,日本佐賀有一個阿嬤正在河邊撈起從上游市場流下來的菜葉,正開心地回家,她的腰間綁著一根繩子,拖著一塊磁鐵,一路走,一些鐵釘鐵片正往磁鐵集中。
傍晚,當義大利的爸爸不顧兒子的哀求,正在打開別人腳踏車的鎖匙時,日本的阿嬤正從磁鐵上取下一堆歹銅廢鐵,笑顏逐開。
當義大利的小孩驚慌無奈地看著爸爸被眾人責打、嘲弄的時候,日本的孫子去看到阿嬤得意地跟他說:晚上有野菜雜炊可以吃,是河濱免費超商送來的!
閱讀最大的樂趣無非與自己的生命經驗相互交換印證。
讀完最大的感想是:
我母親說,再艱苦也要笑給天看。
佐賀的阿嬤卻更犀利,她是:再艱苦,也要讓老天笑出聲音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