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詞：panai 作曲：panai | |
我就這樣告別山下的家 我實在不想輕易讓眼淚流下 我以為我並不差 不會害怕 我就這樣自己照顧自己長大 我不想因為現實把頭低下 我以為我並不差 能學會虛假 怎樣才能夠看穿面具裡的謊話 別讓我的真心散的像沙 如果有一天我變得更復雜 還能不能唱出歌聲裡的puy uam 我就這樣告別山下的家 我實在不想輕易讓眼淚流下 我以為我並不差 不會害怕 我就這樣照顧自己長大 我不想因為現實把頭低下 我為我並不差 能學會虛假 怎樣才能夠看穿面具裡的謊話 別讓我的真心散的像沙 如果有一天我變得更復雜 還能不能唱出歌聲裡的那幅畫 怎樣才能夠看穿面具裡的謊話 別讓我的真心散的像沙 如果有一天我變得更復雜 還能不能唱出歌聲裡的puy uam |
您也許有聽過「慢食」，事實上，「慢食」這個名詞在台灣，已不是一個新鮮的名 詞，但是，卻是個被大部分人誤解的名詞。知名美食作家葉怡蘭，在台灣的義大利餐廳用餐，一道菜等了四十分鐘，她忍不住催促，餐廳方面卻辯解：「催的話就不 是慢食了」，此話一出，令她相當氣結。很多人以為，慢食就是像歐洲人一樣，一頓飯吃上幾個鐘頭，這也讓慢食成為好用的藉口。
慢食並非慢吃 係指生活態度
兼具美食作家與營養師背景雙重身分的作家徐仲，曾赴慢食發祥地義大利求學、旅遊，然而，提到道地的義大利「慢食印象」，徐仲首先釐清：「所謂「慢食 (Slow Food)」，是一種生活的態度，事實上跟慢慢吃一點關係都沒有，慢慢吃的話應該是「Slow Eat」。徐仲提到，慢食組織的出現，來自於義大利人對自己國家飲食文化的高度自傲，因為對於義大利人來說，「媽媽的菜」也就是家族傳下來的味道，是相當 重要的。
徐仲提到，當時在義大利求學時，有位義大利籍教授說過：「世界上沒有義大利菜，義大利菜是你們這些老外講的。」徐仲說，義大利是由多個聯邦所組成， 他們有托斯卡尼菜、有西西里菜…等，每個菜都有歷史淵源且區分得非常清楚，徐仲曾在義大利到處旅行，卻沒看過一家法國餐廳，儘管法國地理位置就在隔壁；但 是在法國旅行時，可以看到很多披薩店跟義大利麵店，徐仲提到，這顯現的是一種強烈的民族性，而這強大民族性背後的意涵之一，就是要把最好的傳給下一代。回想昔日的「義大利印象」，徐仲指出，因為當地的高物價，義大利人並不是一個喜歡外食的民族，所以大部分三餐都在家裡解決，一個月全家出門外食兩 次，已經算頻繁的了；與台灣不一樣，在台灣，一天到晚外食，是我們習已為常的生活型態，反而在家裡吃還不太正常。所以，在義大利這種保守的民族性下，「媽 媽的味道」從習慣演變成一種文化，也就不足為奇。
速食文化入侵 義國惶恐憤怒
因此，當這樣的文化，被義大利人視為最不懂吃的美國人夾帶「速食文化」入侵，義大利人當然很憤怒，也很惶恐。然而，提到速食與義大利在地食物的差 異，徐仲說，速食產業有一種特性，就是要求口味的一致與統一性，因此，物產食材來源就必須要以科學化的方法掌控，所以，在大財團、大資金跟農民進行契約合 作的交易下，很多生產在地食材的農民，為迎合大企業所求，會漸漸排擠掉一些生產地方性農產的人。舉例來說，某一的地區的雞隻品種，需要生長一年多才能食 用，可是其他地區或其他品種，卻只要兩個月就能換取賺頭，就算堅持養在地品種，但卻因生長緩慢，在收益無形中減少下，逐漸也不得不忍痛放棄在地品種，向商 機妥協。
就算是義大利這樣一個非常重視家族的國家，在工業化的社會腳步下，許多義大利人必須離開家鄉到別的地方工作，如此演變，也催生了速食產業的發展，徐 仲舉例說：「你可能願意花六歐元吃一客麥當勞，但是，如果叫你花三十歐元，花上四個小時吃一頓家庭式晚宴，可能比例就減少很多」。「慢食的精神，就是透過食物來了解這塊土地。」徐仲以營養師背景提到，台灣近年來癌症發生的年齡層一直持續下降，癌症導因固然很多，飲食只是其中一 環，不能保證吃什麼不會得、不吃什麼就會得癌症，但可以思考的是，年齡層一直降低，從過去到現在，變化最大的就是飲食習慣的改變。
徐仲也提到，慢食其實可以是很大的商機，以義大利來說，用這樣的方式保有固有文化之外，還推展到觀光，相當有意義。例如義大利一款品名為 「Moscado d'Asti」的葡萄酒，是在「Asti」這個地方，用一種名為Moscado的葡萄所釀造而成。所以想要品嘗這款葡萄酒，就必須到這地方來，名符其實的 「用在地產品，推展在地觀光」。徐仲表示，慢食精神一是要提倡物種完整度，二是希望不要因為過於快速的社會腳步，讓不錯的品種或物種，在商業化下被淘汰。例如台灣早年有一款水果叫 「蜜雪梨」，因為水分很多，在二十年前被寄予厚望，可是後來生產發現只能存放十四天，在經過盤商、市場，加上當時又沒有宅配，不耐運送，因此，最後也只好 被市場淘汰，但徐仲認為，這個品種其實很好，所以始終在想辦法，要將它發展回來。
徐仲指出，慢食並不是立足在嚴肅地希望保留全部物種的生態角度，也不是偏激的只為了抵抗速食的商業角度，而是一種生活態度，所謂生態，只是包含在生活態度下的一項。歸咎到最後，「慢食」都還是一個出發點，就是「盡一切可能保留好的食材。」徐仲認為他與義大利的慢食者不同，因為義大利的慢食者，是絕對不進麥當勞的；但徐仲認為，自己來自於一個多元化的地方，進入速食店並不會讓自己停止 追尋、熱愛台灣在地食材，吃義大利菜，吃法國菜或者吃印度菜，並不代表自己不吃台灣菜，反而更了解台灣自己的食材、更了解自己吃下的是什麼，「人該為自己 負責，包括『吃』這件事，因為對現在人來說，這是每天都在進行的動作」。
簡單言之，藍色集團已被權力飢渴症沖昏頭，也就根本無視民眾生活痛苦指數的快速飆高。對他們來說，長達八年（甚至二十年）的權力失落期，實在是太長 了，現在拿回執政權，難免露出狼吞虎嚥的醜態。而權力飢渴症又是集體性的，不僅新上任的政府官員在張牙舞爪，就連藍營的立委也常有「不夠吃」的激情反應， 日前在行使監委同意權時，刻意在投票行為上有所表示，據說也是在怪罪馬英九只顧獨享，而未考慮他們的飢渴。至於剛通過提名的監察院長王建[火宣]，則儼然尚方寶 劍在手，既自命「聖人」，又上媒體大言不慚他將辦這個案、辦那個案，一副要大開殺戒的模樣，完全聽不進去前監察院長王作榮對他的曉以大義，也誤解了監院院 長的角色，以為那是一張可以恣意殺人的特許執照呢｜這都是一種權力的飢渴症在作祟啦，馬英九會提名這麼一個自以為是、有深深藍背景的人當院長，唯一的解 釋，就是物以類聚而已。
然而過度的權力傲慢，通常反應的就是這個政權，內心另一個層面的自卑罷了（正好像人們常說天才與白痴，乃一線之隔）。馬氏政權對台灣人民的傲慢與吊 兒郎當，大家已有所領教，但這個政權對中國卻是極為察言觀色，顯示的就是令人不忍卒睹的自卑。不久前馬英九公開表示，中國當局的陳雲林若來台，見面時稱他 「馬先生」即可；再隔不久，馬政府的海基會秘書長，在台灣歡迎中國客及官方代表時，致詞中提到馬英九，也就不敢稱「馬總統」而稱馬先生了。這樣的馬先生傳 奇，落在這個權力飢渴症、狼吞虎嚥的集團身上，雖然不足為奇，但是我們可清楚記得，八年來的扁政府時代，藍營很多人第一次是因為阿扁「選票未過半」，而不 稱其總統，第二次則是因為「兩顆子彈造假論」，而不承認扁當選合法性，故也拒絕稱其總統----總之，按照藍色思維，不稱「總統」而稱「先生」或直呼其名，乃一 種否定其正當性與合法性的堅決意志，今馬政府碰到中國就矮了一大截，一副羞於見人的模樣，連自己身為總統的正當性都加以否定，也實在舉世獨有。按：
這 篇報導有一個特殊的現象：文化大學中文系文藝創作組雖然號稱「培養學生在傳統的中文基礎上，學習中外現代文學及文藝理論，達到中西合用的效果」，但是兩位 受訪者黃子恩、連掌旭卻不約而同的表示對傳統古典文學學習的困難，而連掌旭還對自己能「在現代文學的領域中遨遊」感到慶幸。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連對中文有興 趣的人都未必啃得下文言文，搶救國文聯盟卻要莘莘學子透過古典的文言文提升語文程度，其作法恐怕有商榷的餘地。
至於其他內容，報導說明還算中肯。像是強調閱讀啦、提升文字敏感度啦、從不同角度看事情等等都很有價值。尤其「神的複眼」真是妙喻！請參看下文，此不贅。
非典型中文系 教你實現創作夢 【聯合報系校園特約記者莊宗勳／文化報導】 2008/0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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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藝組有別於一般以古典文學為教學重點的傳統中文系，著重培養學生在傳統的中文基礎上，學習中外現代文學及文藝理論，達到中西合用的效果，進而培養成為作家。知名小說家駱以軍即是畢業於文藝組。
以前就讀中國科技大學財金系，現在轉到文化大學中文系文藝組的黃子恩，「我想讀中文系，卻覺得自己沒辦法吸收龐大的古典文學，所以才選擇以現代文學為重點的文藝組。」
「我覺得古人的東西與現今難免脫節，在文藝組可以學到透過使用現代的語言，提升自己的中文造詣。」文藝組的連掌旭也很慶幸自己在現代文學的領域中遨遊。
文藝組非常重視學生閱讀。「閱讀是寫作的基礎。」在系上教授創作的駱以軍表示，他希望能藉由閱讀，讓學生多接觸經典之作。
教授現代文學導讀課程的嚴紀華認為，藉由文學理論的學習，以及深入的分析，再加上大量的閱讀，學生對文字的敏感度自然而然就會提升，對創作有很大幫助。
駱以軍說，他著重於啟發學生的創造力，他每個星期提出不同的主題和同學們討論，並出作業給學生練習，訓練他們調度各種場景的能力。同時也會請作家來演講，像是伊格言、陳雪或張耀仁，希望能激發學生們一些想法。
駱以軍表示，經過小說的訓練後，學生可以學到從更多的角度來看同一件事情，他常將這比喻為「神的複眼」。就像前陣子的陳冠希事件，也許學生可以不跟隨媒體的角度，試著從文學、電影或是藝術等角度來看這件事情，應會有更多收穫。
自從去年初前總統李登輝接受壹周刊專訪時表示自己不是台獨教父、台獨是假議題之 後，外界紛紛開始揣測「李登輝是不是變了」；對於李登輝於總統大選期間未大動作挺謝，許多獨派人士至今也仍無法諒解。六月十九日剛接下「李登輝之友會」全國總會長一職的前司法院副院長城仲模認為，這些都是因為大家不夠瞭解李登輝的想法所引起的誤解，而他未來的任務，除了擴大李友會的基層組織外，也要真實傳 達李登輝的想法並宣揚李登輝精神。
站在歷史高度 等待強者出線對於外界對李登輝的責難與誤解，相當瞭解李登輝思維的城仲模強調，李登輝是有大戰略的人，他總是站在歷史的高度思考問題，並且，一切都以台灣為出發 點。城仲模說，李登輝博覽群書，是一個非常有歷史觀的政治人物，他並以古希臘亞歷山大大帝死亡前的故事，來形容李登輝那站在歷史高度的大戰略。
亞歷山大於征戰途中病倒之後，眾將領圍著他，希望他指定繼任者繼續帶領大家進攻，亞歷山大眼睛緩緩地繞了一圈，將圍在四周的將領通通看了一遍，每個 人都感受到「關愛的眼神」，但他隨即閉上眼未說一句話，手指還動了動表示自己未死，接著，他又睜開眼睛，以更緩慢的速度再將圍在四周的將領又看了一遍，然 後，再度閉上眼睛，不久便停止呼吸。城仲模表情、動作十足地說著亞歷山大的故事，他解釋道，亞歷山大未指定繼承者的用意，一方面是為了避免被指定者成為眾矢之的，一走出去馬上就被其他 人除掉，另一方面也可讓將領們都盡全力去表現自己最強的一面，自然，最強者就會出線。他說，他從前曾向李登輝說過這個故事，感覺李登輝似乎也是抱持著同樣 的想法，最終，最有能力的人，自然就會受到人民的擁護，成為台灣未來的領導者。
為保持影響力 不惜得罪獨派二○○六年高雄市長選舉，台聯在李登輝的授意下，硬是推派前台聯立委羅志明參選，造成民進黨提名的陳菊以相當驚險的票數當選，許多綠營人士因此對李 登輝與台聯的做法有相當多批評，台聯在高雄市議員選舉中也全軍覆沒。李登輝後來曾對城仲模說，這是因為陳菊在民進黨內屬於新潮流系，新系的過度發展對台灣 與民進黨都不好。
二○○四年總統大選時，李登輝為了幫陳水扁輔選，不但曾出面號召百萬人參加「牽手護台灣」活動，當時擔任「牽手護台灣」活動總指揮的獨盟主席黃昭堂 請擔任總召集人的李登輝協助募款一千萬元，李登輝非但拿了一千萬元出來，後來又額外募了一千萬元，可說是出錢又出力；但相較之下，今年總統大選期間，李登 輝先是遲遲不表態支持謝長廷，後來也只說自己的一票會投給謝長廷，許多獨派人士至今對他不能諒解。對此，城仲模也解釋道，李登輝一直對謝馬兩人的選情有相當深入的瞭解，知道兩人支持度差距非常大，李登輝認為，在這樣的情況下，就算他大動作地支持 謝長廷，對選情也不會有多大的助益，他其實是在等待謝長廷能拉近與馬英九之間的差距，如此一來，李登輝的支持才能有助於翻盤，才有意義，否則，他寧願為了 台灣保持未來的影響力。而馬英九當選後即向李登輝請益，並由前台聯立委賴幸媛出任陸委會主委，也都證明李登輝的考慮確實是正確的。
要對歷史交代 別人未必能懂城仲模感性地說，李登輝當總統時常跟他說自己的責任很重，因為他要對台灣的歷史有交代，當初剛接任總統時，只有他一個台灣人要與一大群外省權貴鬥 智，時常感到孤立無援，靠著對神的信仰、將神當作自己的靠山才一路走了過來，他的基本信念是自由、民主、人權、法治，他一生就是要為台灣而奉獻。「我完全 瞭解他的內心世界，他站在很高的地方，他也看得很多，他有大的布局，別人不一定看得懂」。
說起與李登輝近三十年的相知相惜，城仲模回憶道，一九七一年他在行政院擔任參議，李登輝於一九七二年擔任政務委員，兩人因為同在行政院工作而認識， 但真正有接觸是李登輝擔任台北市長之後。一九八○年選罷法剛實施，首任台北市選委會主委李登輝找城仲模擔任委員，專精行政法的城仲模以主動、認真的態度幫 忙整理很多相關法規，開會時，李登輝總是聽大家講完了才問城仲模的看法，最後決定照城仲模的意見辦理，「他知道我能做事，也建立了彼此的瞭解」。一九八一年底李登輝升任台灣省主席時，便延攬城仲模擔任省務委員。第一次發表省務委員名單時，城仲模的名字曾因非屬國民黨籍而被高層刷下，最後在李 登輝的堅持爭取之下，他才於五個月後順利就任。之後，李登輝擔任副總統、總統期間，城仲模也經常幫忙提供意見，他是李登輝智囊團的成員，專門對法政方面的 議題提供專業意見。
追求建國制憲 理念不曾改變一路追隨著李登輝，城仲模看到他在台北市長、省主席、總統任內皆非常注重人文藝術，城仲模也看到他手不釋卷地大量閱讀，思路清晰，對各種學問融會貫 通，簡直到了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地步，但總能放手讓屬下做事，而私下相處時，他總是非常謙卑，完全沒有架子，令城仲模打從內心佩服李登輝。
城仲模表示，由於李登輝特殊的成長背景，造成他最擅長的語言反而是日語，雖然李登輝在演講時經常使用台語，但他的台語表達程度仍無法完整傳達他的想 法，若是用北京話講，語言表達上更經常有落差，再加上他說話相當簡潔，因此，他的發言有時會被誤解，第三者轉達他的意見時時常有落差，而年輕的記者也經常 因為不懂他話語中的歷史典故而產生傳達錯誤的狀況，常常，李登輝講了一句話，每個人卻有不同的解釋。幾十年的相處之下，城仲模十分熟悉李登輝的思維與理念，留日的他也能以日語和李登輝暢所欲言，他有感而發地說「他在想什麼，我很清楚！」例如李登輝 因為說「台獨是假議題」而遭受「李登輝變了」的質疑，但城仲模解釋說，其實這是李登輝一貫的主張，他未曾有所改變，李登輝認為，台灣主權早就獨立，因此沒 有再追求台獨的必要，再喊台獨只會讓台灣降格，李登輝追求的是台灣要建國、制憲。再如，先前台聯喊出「中間偏左」的路線，城仲模曾問李登輝「中間偏左是什 麼意思」，但李登輝卻說他不曾說過那樣的話。對於李登輝未投入聯公投票，城仲模則表示，台灣要加入聯合國有一個先決條件，那就是「台灣必須是一個國家」，但事實上，國際上仍不承認台灣是一個國 家，台灣的法定地位仍不清楚，因此「入聯」根本還不是一個真正的議題，李登輝是務實的人，他認為現階段比較重要的是想辦法確定台灣的法定地位，而不是喊口 號，此外，他的一舉一動也具有特殊歷史意義，因此他才會不願跟著隨波逐流。
李友會開步走 繼續向下扎根城仲模強調，「李登輝沒有變」，他還是一樣一切以台灣的利益為出發點。他又說了一個故事：日本大將軍乃木希典曾任台灣總督，是一九○四年「日露 （俄）戰爭」主將，他率領兩個兒子一起出征，一個兒子戰死之後，他堅持另一個兒子繼續迎戰，結果也陣亡了，戰勝後，乃木卻因明治天皇過世而切腹自殺殉死。 城仲模相當佩服乃木，卻對日本歷史未重視乃木而感到奇怪，因此他最近曾詢問李登輝對乃木的看法，但熟悉日本歷史的李登輝卻回答說「對這個人沒什麼印象，因 為他擔任台灣總督期間對台灣沒有什麼貢獻」。由此可見，李登輝一切的思考都是以台灣為出發點。
城仲模認為，這種凡事以台灣為出發點、疼惜台灣的思維，就是「李登輝精神」。而他接下李友會全國總會長之後，首要的工作便是在現有基礎下繼續扎根基 層，擴大李友會的組織，並正確傳達李登輝的理念與想法，宣揚「李登輝精神」。他將走訪日本、美國、加拿大、歐洲等李友會，並在全台灣各縣市、鄉鎮都成立分 會，他打算繞台灣兩圈、三圈，重新整合李友會的力量，「二十個人我也可以跟他們講」。城仲模表示，台聯、群策會、李登輝學校與李友會這四個與李登輝相關的組織各有角色，台聯是正式的政黨以爭取席次為目標，群策會屬於智庫負責研究政 策，李登輝學校則是教育訓練的單位，而李友會則深入民間，宣傳李登輝的理念，四個單位的主要負責人也經常聚會討論如何進一步發揮影響力，未來李友會會非常 活躍地對新政府與立委、監委進行嚴格的監督。
重新凝聚力量 等待下次輪替對於與民進黨的關係，城仲模表示，民主政治需要兩大政黨互相競爭，因此他相信李友會的成員應該也都希望民進黨能夠重新發展。他強調，大家追求的方向 或許不同，因而產生誤解，但其實殊途同歸，「台灣人絕對不能罵台灣人、打台灣人，不能在敵人分化我們的時候被分化，必要時，也該等大目標完成之後再來算總 帳」。他希望，四年後台灣人的力量可以重新凝聚，共同打拚，一起為子孫們捍衛台灣。
按：「必要時，也該等大目標完成之後再來算總 帳」是道道地地的君子之言！沒有足夠的修養做不到這一點的。潘孟安也表示，包機直航倉促即將上路，但防疫與國家安全措施卻不健全，還自我矮化歡迎中國觀光客，「國民黨完全執政，卻完全不負責」。他說，包機直 航將上路，但配套準備卻「二二六六」，防疫措施不見了，只有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要求空服員「目測」旅客身體狀況，空服員變成防疫人員，令人憂心，政府 應重新建構防疫系統。他說，安檢也有漏洞，德國、法國、義大利、美國、日本與韓國開放中國觀光客旅遊後，「跳機」情況嚴重，有時要遣返回中國，中國還不接 受，甚至有中國旅遊團一下飛機，就被人蛇集團接走的案例，「政府真的準備好了嗎？」
對於中國觀光客的檢疫問題，曾任衛生署署長、對於防疫工作相當熟悉的涂醒哲則強調，這將是台灣的惡夢，而且恐怕是一場做不醒的惡夢！他舉中國衛生部 今年五月份的傳染病發病死亡統計數字為例指出，許多在台灣已經很少見的傳染病，在中國卻依舊盛行，例如Ａ型肝炎、細菌性和阿米巴性痢疾、肺結核等，其中， 病毒性肝炎的發病數高達十三萬六千餘例，痢疾的發病數為三萬兩千餘例，肺結核的發病數則為十四萬兩千餘例。另外，還有許多見都未見過的怪病，且中國公布的 統計數字，通常與實際的數字相差許多。涂醒哲表示，之所以會舉這三種傳染病來談，主要是因為Ａ型肝炎是經由糞口傳染，結核病則是經由呼吸道感染，傳播途徑都是極為容易，而中國人的衛生習 慣極差，隨地便溺、吐痰，就容易將疾病傳播出去。至於痢疾，倘若有中國觀光客在出發來台前，大吃大喝後，來台才發病，到時中國觀光客不僅可能將痢疾傳播出 去，甚至還會怪是台灣食物不乾淨，「這對我們都是不利」。
涂醒哲接著舉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的數字表示，根據去年的「急性法定傳染病境外移入確定病例統計表」顯示，中國是排名第三的傳染病帶源國，其中Ａ型肝炎有兩例，而根據今年至六月的統計數字顯示，中國的帶源名次已經「躍升」為第二名，其中Ａ型肝炎的感染者已有五位。既然中國傳染病如此盛行，那台灣可有防疫之道？涂醒哲指出，其實台灣的兩個國際機場－桃園以及高雄機場已經有國際級的檢疫機制，要「對付」法定傳染病並不成問題，但是，如今馬政府突然之間開放八個航點，則會讓防疫出現極大漏洞。
「檢疫工作做不好，將嚇走美日觀光客、嚇死台灣人！」涂醒哲說，雖然疾管局表示，已擬好機場發燒篩檢、導遊通報及醫院通報三道防線，應可有效預防疫 情擴散；而為因應防疫需求，八個直航機場都要架起防燒篩檢站。但實際上，要訓練防疫人員並非一朝一夕可達成的，且所需的經費也不少，「恐怕不符成本」。馬政府被看破手腳的原因大致有幾項：首先台灣和世界其他國家一樣，正面臨嚴重的通貨膨脹難題，但馬在當選後及初上台，非但沒有正視這個問題，反而火 上加油，大倡政府部門可以控制的供應鏈（如油、電、肥料等），將大漲特漲的謬論；理論上政府和具規模的上市公司一樣，是屬於「作多」的一方，但馬政府這一 招卻是明顯的「作空」，政治倫理一夕間被顛覆，直接衝擊到經濟面，乃可想見。然而馬政府為何會出此怪招？原來這些供貨鏈背後都牽涉到挺馬財團與選舉樁腳的 直接利益，顯然新政府急著要回報這些人，就不惜把民眾生活的痛苦指數，拿來當墊腳石了。首次執政，就充滿這種邪惡意念，除了某些落後的軍事獨裁國家，民主 國家中是不可能有此現象的。
其次，馬政府竟把台灣的經濟繁榮想像，完全寄託在中國身上，執政黨與政府花絕大部分精神在抱中國大腿，而為了討好中國，也常不惜以弱化國家主權去交 換。早年黃信介曾有一句名言「統一，可說不可做」（台獨，可做不可說），現在的馬政府，卻打破這種戒律，不但敲鑼打鼓的說，也一步步的在做，看在把「海峽 中線」視為防衛大戰略的美、日國家眼裡，難免大感不妙。馬英九把他內心謹記的「化獨漸統」家訓，用文宣式經濟甜頭加以包裝，很快就被看出是絕大的騙術，股 市在一個多月內狂跌近二千點，已是最好的見證。總之，馬氏褻瀆國政的痕跡斑斑可考（包括不斷欺騙社會大眾，與吊兒郎當的回應）完全缺乏虔誠之心。台灣社會各領域，在長達二十年本土政權的用心經營下，其實已在民間形成一種強韌的「台灣自信」基因，未料在馬英九當選國家領導人後，這些自信的基因 已在快速質變流失，往昔願意為台灣貢獻付出的企業家，甚至也開始透露憂心，因為既然新政府的重心是放在經營中國關係上，那麼大家「為何而戰，為誰而戰」的 疑慮，也就油然而生——而剛好當年馬英九憤然辭掉李登輝政府的職位，也是基於他在本土政權的價值中無法適應，公開宣稱「不知為何而戰，不知為誰而戰」，因此 大家更有理由相信馬氏既已掌權，其翻轉既有價值的決心。不管如何，台灣社會「自主、創新」的主體生命力，目前已出現龐大的陰影，乃是不爭的事實。昔日阿扁 初執政時，成功的企業ＣＥＯ林信義，願意放棄六千萬年薪，進入政府貢獻才華，但現在的馬政府，還找得出這種台灣使命型的人才嗎？
許多人在寄望民進黨不要被打垮，一定要堅強起來以待他日收拾爛局。但民進黨光靠蔡英文式與統媒周旋討好那一套（國會同志好不容易以嗆辣攻擊取得若干 能見度，就被潑冷水，要求「溫和理性，不要唱衰」，忘了它現在只能靠新聞曝光，而非席次在維持在野能量），是不可能重起爐灶的，倒是最近有一則不被注意的 新聞，卻值得民進黨與社會珍惜——雲林縣女縣長蘇治芬找李應元去當副縣長，據說是要李接棒布局明年參選縣長，這是不得了的「渾忘權力慾望」節操，也是八年來 被扁式風格向權力位置看齊的唯物論操弄後，民進黨最欠缺的唯心論精神。蘇治芬尚可競選連任，但她在上次競選時，即曾甘願放棄布局許久的競選計畫，轉請被扁 蘇在北縣排擠的李應元返鄉參選，所謂「成功不必在我」，能共同完成造福鄉民的使命才重要。但願這一股精神，能逐漸感化沉浸在權力旋渦太久難以自拔的該黨菁 英，讓他們重新振作起來，重新認識什麼才是感動人民的力量。教育部主任秘書潘文忠昨晚指出，提高公民素養，品格教育，大家都期待，也是教育部施政的重點之一。他也表示，孩子會透過各方面學習，除了學校教育要努力，希望社會也能給孩子正向的學習環境。
對於院士會議的建議，潘文忠表示，教育部未來可再研究如何落實，且擴展到社會學習。
潘文忠表示，剛上任的教育部長鄭瑞城日前曾跟媒體說，教育部在古代是禮部，他的施政藍圖中，除要建構優質的教育環境，還要培養自我實現的高素質現代國民及世界公民。
潘文忠說，鄭瑞城將服務學習、品德教育及美學教育，列為重點，希望提高學生的公民素養。
潘文忠指出，中小學的課綱中，品德教育也是一大重點，學校也透過各種活動，落實品德教育，並加強人文教育，院士提出的建議，正符合社會大眾的期待。
但他也說，孩童、青少年學習不限學校，還有家庭和社會，而相關人員如師長、父母等的身教和言教，也都很重要，同時希望社會也要提供孩子好榜樣。【2008/07/03 聯合報】
楊 振寧指出一般看法的盲點：「許多人只看到西方教育成功的一面，卻沒看到多少美國孩子失敗的一部分。」他舉在美國當教授時發生的一個例子。有次出席中國留學 生俱樂部的場合，他問：「你們為什麼不去聽聽其他人的學術研討會呢？」中國留學生的回答竟是：「聽不懂，為什麼還要去聽呢？」可見中國傳統教育制度訓練出 的學生較被動。
反觀有些美國中學生、大學生會主動找他及其他教授問問題。楊振寧把問題看過一遍後問其他教授：「我們可能都不懂的東西，他們怎麼會懂？」楊振寧說，學生的問題充滿太多專業名詞，即使搞不清楚也照樣發問，顯見好問，但缺點是學不精。
他在美國與中國都教過大一物理，對中、美學生的差異印象深刻。他說：「中國大一學生比美國大一學生成熟多了，能集中注意力，努力學習。」他認為，這與儒家文化強調「訓導」與「紀律」有關。
但中國的教育不注重「創新」，這點是美式教育的長處。他認為，比較兩者的優缺點，必須考慮不同制度對不同學生的影響。
七十五歲的鄭愁予，與余光中齊名，創作出「錯誤」等名詩，在詩壇地位屹立不搖，詩作常被選為教科書及入題，「偈」等詩作還曾被譜成曲；中原大學把他的詩集列為畢業生必讀十本書之一；元智大學前天更邀他在畢業典禮朗誦「錯誤」等三首詩。
他指出，中文不論就藝術性、文化傳承性，歷久不衰，是世上最了不起的文字，它是唯一還在使用詩經等兩千多年前古語的現代語言，把中華古典文化傳承至今。學生不要怕學文言文，好的文言文，講究節奏感，像散文一樣優美，讀好文言文，寫出來的文章更優美。
按：就「壽命」而言，中文的確是最了不起的文字沒錯！
不過，鄭愁予強調，不能食古不化，他從小讀過很多古典詩詞，也欣賞古典詩人的情操，但不抄襲古人使用的語彙及比喻，創作時仍採用白話文及現代技巧。
按：這段話是關鍵！
這兩年高中國文課綱，為了文言文和白話文比率爭吵不休。鄭愁予認為，這不是最重要的議題，教科書文應訂定一套標準，應挑選學生喜歡、容易理解及記憶的文章，不能只求華麗與巧俏，內文要發自真情，引導學生走入情境，從文學領域進入中華文化的倫理道德層次。
他舉例，以前香港中學國文教科書，曾選用五首詩，四首是古典詩，第五首是他寫的新詩「雨說」，看似白話文只占兩成，字數不是選文重點，而是各代表不同情感、意境與技巧。
他說，「去中國化」是個空洞的名詞，因為台灣人來自中國的閩南，和中國的連帶割不掉。他強調，教科書選文應去政治化，即使台灣人寫的文言文，只要寫得夠好，也應納入教科書。
至於五四運動以來，新文學已累積九十年的成果，不乏佳作。鄭愁予認為，教科書也不應忽略白話文，像魯迅、沈從文、老舍等早期被刻意忽略的三○年代作家的經典名作，應重新列入教科書。
按：教科書選文需「去政治化」，但是教科書的選文需訂定「標準」，那該由「誰」來訂定標準？訂出的標準符合「誰」的品味呢？----選文需透過政治手段完成，如何能「去政治化」？文摘
......余光中以詩詞與英文的對照上說明，中文文學上雖常缺乏主詞及介詞等文法，但是卻更有意境，尤其是講究對仗與平仄的成語，更是中文的基本美學，因此，推行白話文的時候，文言文仍是不可能廢除。
他說，以英文為母語者約四億人，以中文為母語者達十三億人，學習英文卻是各國努力推動的目標，但是許多老師及學者學了很多英文或外語，卻不知不覺中改變了寫作及說話方式；西化不能避免，但快速且大量的西化卻對中文有害，會讓中文變質。
隨後，余光中在接受媒體訪問時表示，科技是「忙」出來的，但是文化卻是「閒」出來的，面對電視、電腦等媒體傳播下，已顛覆閱讀寫作的傳統，在無法減少「聽眾」及「觀眾」下，應該設法增加「讀者」。
按：余光中所見不無道理，問題是中文西化的根本原因在於許多先進知識、領域均由外文譯介進來，不學外文根本無法進入先進知識的殿堂；中文除了傳統文藝領域之外，法政、經濟、科技等等均無法與外文所建構的知識體系相抗衡----這還不涉及「以說洋文標榜自身的國際化」這種不正常的心理。在此情況之下，中文想要不西化，何其困難啊！
更荒謬的是，一九四九年陳誠自己擔任行政院長期間，行政院會討論國防部呈請擬修改台灣省戒嚴令時，行政院秘書處簽擬意見的文件中也坦承「『台灣省戒 嚴令』係三十八年前台灣省警部總司令部宣布台省實施戒嚴時而同時頒布，且曾否呈提交立法院追認又屬無可稽考，……倘因而發生三十八年前警備總部宣布台省戒 嚴之法律效力問題，勢必增致政府處理上之困難」。
謝聰敏說，這表示國民黨自己也知道台灣戒嚴令根本不合法，卻還欺騙台灣人，最後，國民黨政府還是多次偷偷修改戒嚴令，但因怕被發現戒嚴令原來不合法而都不敢公布。
無論是古希臘的自由人，或者是古代先秦的士，在培養思考能力和問政能力方面，都有類似的教育方式。古希臘哲學家輩出，先秦時代百家爭鳴，足見當時人思想活潑。古希臘的哲學和詩歌戲劇，具有永恆藝術價值，仍然是當今西方「自由教育」必讀的經典。（相形之下，先秦諸子百家也有同樣的經典價值，除了儒家之外，卻不是當今台灣和中國的教育體系所重視的。）
現代歐美社會的人文傳統，不但傳承自古希臘、羅馬，而且有各地不同民族多元豐富性的互相激勵，隨著文明進步而不斷有新內容。這個人文傳統，有深厚的舊根基，也有無比彈性，足以因應新挑戰、開拓新境界。
反觀漢人社會的人文傳統，自從獨尊儒術和科舉八股之後，日益僵化。以文學藝術的表達方式和創作力，以及哲學思想的內涵而言，宋元以後甚少有新意。可以說，這是一個逐漸緩慢走下坡的古文明。十九世紀中，當這個文明開始遭遇到其他文明的強力挑戰的時候，全然沒有應變的能力。士大夫們以他們的人文素養，沒有能力了解新世界，也沒有創造新局勢的展望。如果要奮發圖存，必須擺脫這個僵硬舊人文傳統的束縛。這是五四運動時代新文化運動的緣由。值得注意的是，留學生在這個新文化運動中扮演了關鍵性角色。
經過一段時期，舊有的保守文化力量奮起反撲，壓制了新文化運動的挑戰，使得五四運動猝然中斷。（台灣與中國都是如此。）國民黨政權數十年的“文化復興”努力，絲毫沒有能夠給這個舊文化體制帶來新的內容，或者使得舊內容稍為豐富起來。不但如此，被統治政權所刻意選擇、包裝和倡導的部分，往往只剩下一些具有政治利用價值的東西。具有經典性質的精華成就，反而沒有得到細心的維護照應和發揚。很多優質的部分都不為學子所知曉。結果，在這一批政治流氓（伙同文化流氓）的強力介入之下，漢文化傳統反而更加顯得庸俗化，更加僵硬、狹隘。
台灣人文教育的內涵，最主要的部分是建立在這個被反動政治勢力所庸俗化了的舊文化傳統的基礎之上。這個人文教育，強調和發揚了那些嚴重落後和膚淺的部分。至於那些介紹歐美人文的部分，不但量少，而且質劣。這是極度保守而短視的台灣師範體系的傑作，反映他們的文化水準。這使得台灣的人文教育具有結構性的缺陷。這個缺陷，一一表現在台灣文法科留學生身上。
按理說，這些留學生親身經歷異文化接觸，應該可以深深感受到台灣人文教育的嚴重不足才是。然而，事實並非如此。他們的知識視野極為短窄，一般沒有能夠欣賞和了解歐美人文傳統的優點，也沒有發覺自己嚴重欠缺人文素養。他們甚至於還無法了解當年五四運動的意義。對於歐美人文傳統，絕大部分沒有虛心學習的意願。他們只想要趕快“學成”，回台灣卡位。而他們也成功地占領了台灣文法科學界。
具有結構性缺陷的台灣人文教育，成為成千上萬台灣Third World Ph.D.的預科。要批判我們的Third World Ph.D.，別忘了罪魁禍首的台灣人文教育，以及主持設計和實地執行的師範體系。可惜，台灣的教改運動，完完全全忽視了。
就先從歐美社會一般關於liberal arts education（很難漢譯，暫且翻譯為「自由教育」，也許「自由人教育」較為貼切也說不定，請專家表示意見）的觀念談起。
這個名詞是從拉丁文、希臘文轉譯而來。在古代希臘雅典的黃金民主時代，雅典社會分為自由人和奴隸。所謂民主，是自由人的民主，奴隸不得參與。自由人都可以參與決定國家大事。他們決定戰爭與和平，權衡各種外交聯盟的利弊，辯論公民的權利，思索公與私、罪與罰、報復與寬恕、理想與現實、榮譽與責任等等難題。為達到此目的，自由公民至少必須具備邏輯推理、言詞表達能力，歷史、國際關係、經濟貿易的常識，善於分析錯綜複雜的情勢。「自由教育」的目的，在於使得自由公民具備這些條件。是以，雅典青年學習哲學、邏輯、文學戲劇、修辭辯論、歷史、數學等等。這是專屬於自由人的教育。相形之下，雅典的奴隸則學習各種生產技能（techne，即近代technical，technology等詞語的來源）。
後來在歐美，統治階級用相同的教育概念來培養他們的接班人。在英國，人們稱「自由教育」為紳士的教育。十九世紀初普魯士首創強迫性義務教育的時候，把學子分為三類。95%學子只學習生產技能，強化服從精神，不鼓勵思考。4.5%學子學習高級生產技能和初級管理技能，只鼓勵局部思考。0.5%則全面培養思考能力，準備參與高級行政管理、各種決策；換句話說，是培養治國人才。最後這批精英學生，接受的教育類似古雅典的「自由教育」。一直到十九世紀末（或者更遲），歐美的精英大學（如牛津大學、柏林大學、巴黎大學、長春藤盟校）的教育重點，也在這方面。
也許可以簡略說，「自由教育」是人文素養的基礎。要思索和解決人類所面臨的各種難題，當然需要極致發揮人的推理能力和想象力，培植批判性思考態度，養成書寫與言詞的對話能力。這是一般性的能力，跨越學科領域。這是人文素養所講求的。隨著文明的長足進步，「自由教育」的內容也愈來愈豐富多元。在教育愈見普及的情況下，這也是現代民主社會的公民所應該具備的能力。如同古雅典自由人一樣，我們不是威權體制下的順民，而是要參與決定戰爭與和平、辯論國家大事的自由人。
在歐美學術界，即使是自然科學或者工科、醫學的大師級學者，也都有非常好的人文素養。他們在從事專業研究之前，都接受過相當嚴格的「自由教育」。即使開始專業研究，他們一般仍然在人文方面繼續保持相當的興趣。大家所熟悉的學術大師，如愛因斯坦等人，都是如此。他們可以相當從容地深入談論古希臘的悲劇、世界各國的古典文學名著、哲學和重大歷史事件的辯論等等，甚至於社會主義思潮、資本主義理論問題。除了做為現代公民的基本條件之外，很多當代教育學家說，人文素養對於高深科學思想，有很大的關連和幫助。反觀台灣學術界，連文法科的Third World Ph.D.們都不了解這個道理，更不用說理工科的學者了。
擺脫國民黨獨裁統治的台灣人民，絕大部分還沒有自由人應該有的人文素養。這是不幸的。然而，那些所謂菁英們和Third World Ph.D.們（特別是那些本土派的）也沒有！這些人只懂得粗陋二分法的僵硬思考模式，各方面的知識都非常貧乏，不知天高地厚，卻專門喜歡就自己的專業以外問題表示意見，搶著要代理大眾發言。他們特別喜歡賣弄自己的學位文憑，以社會菁英自居，壟斷發言權。這才是更大的不幸。
台灣文法科學生到歐美留學，絕大部分以學位為目的。台灣社會（特別是留學生家長）期待留學生“學成”。所謂“學成”，就是拿到學位。依照常理，學問與學位是成正比的。可是，偏偏現實並非如此單純。有學位，卻沒有真才實學的，比比皆是。甚至於可以說是常態。
到歐美留學，就是要學習當代歐美學界最先進的學術思想以及治學之道。歐美文法科學術思想的發展，當然以他們悠久的人文傳統為基礎。如果不能夠具備相當的歐美文明和歷史的人文素養，就不足以窺其堂奧，不可能真正學有所成。至多只能學得一些皮包而已。即使是到歐美大學專攻中國歷史或者藝術文學，也應該密切留心歐美文明對於這些研究工作的影響，學習他們學者的方法論，思索他們所提出的研究題目的另類角度，和他們的專業見解。否則，何必千里迢迢跑到異國留學？可以說，無論是專攻那一門科系，道理都是一樣的。
一般說來，有意攻讀研究所，顯然準備走上學術研究的道路，原本就應該具有水準以上的學養。研究生所需要的人文素養，應該都是早在進入研究所之前就已經具備的。如果到了研究所才有意培養，大多為時已遲。但是，申請入學歐美大學研究所的台灣文法科留學生，其歐美文明的人文素養，絕大多數還不及歐美大學部一般文法科大學生的程度，當然更不如他們研究部的文法科研究生了，甚至於還有更差的。這似乎是台灣社會上一般人所不知曉的。
舉個實例。具有哈佛大學法學博士學位的馬英九，幾年前在記者訪問中，侃侃而談他所喜愛的課外讀物。他很自豪地一一詳細列舉出他所讀過的世界文學名著，例如基督山恩仇記、三劍客等等。只是，這些他所謂的世界文學名著，不過是一般歐美中學生的讀物罷了。問題是，他們中學生所讀的文學著作，遠遠超過我們這位留美的馬博士。至於他們的大學生和研究生，那就更不用說了。在文學以外的著作，例如哲學、歷史，情形更為嚴重。有位台灣留學生在德國某聞名大學，以近十年時間攻讀法學博士學位之後，竟然完全不知道德國近代史上有一個呼風喚雨的普魯士容克貴族集團。歐美一流大學研究所的同科系本國籍研究生，如果有這等程度的人文素養，那是完完全全不可想像的事。
就物質條件而言，台灣的中學生和大學生，沒有充裕歐美人文方面的相關讀物。台灣能夠找得到的這方面漢譯本，數量非常有限。單純由此，就可以判斷，台灣學生非常不容易培養出良好的人文素養。再加上文憑主義盛行，台灣中小教育以升學為主，教科書內容貧乏，教科書外的讀書風氣不盛，自然無暇顧及現代文明的人文素養了。這可以說是教育政策和文化體質的問題，也可以說涉及了我們的社會風氣。
台灣的漢譯本，不但為數甚少，而且素質普遍不佳，絕大部分是濫竽充數。錯譯不但錯得離譜，而且謬誤多得令人不敢相信。可以肯定的是，讀者不容易從漢譯本精確了解原著的內容。即使有少數能夠硬著頭皮念完，他們不被混淆已經幸甚，至多只能一知半解、似懂非懂。漢譯本的低素質，當然大為降低年輕學子的閱讀興趣。就這方面而言，日本時代台灣學生的處境好得太多了。因為當時優質的日譯世界重要著作，已經應有盡有，非常豐富。其實，今日韓國的情形也跟當前台灣極為相似。就歐美文化的素養而言，如果說當前這兩個社會的知識分子和一般大學生，大多不如他們日本時代的父祖輩，頗有幾分至理。
這並不是說，台灣學生當中找不到人文素養優秀者。而是說，台灣的環境不良。若要培養雄厚的人文素養，非得自己特別下苦工夫不可。而在台灣文法科留學生當中，這並非全然沒有，只是甚為罕見。再者，台灣學院裏的文法科教師素質一般不佳，鮮有能力啟發和指導大學生去擴大他們的知識視野，以準備在歐美大學的文法科研究所從事較為高深的學業研究。講得白一點，就是絕大多數台灣文法科留學生，肚子裏的墨水少得可憐。如果在歐美大學的研究所課堂上，教授講課旁徵博引，他們肯定大多要“鴨仔聽雷”了。這還不是語言問題，而是根本不熟悉人家視同為必備基礎常識的東西。在此情況下，如果要深入寶山、滿載而歸，當然是不容易的事。
問題的另一面是，遠赴歐美的台灣文法科留學生，外文程度普遍不佳。而外文程度，又跟人文素養有密切關係。在研究所修課，每日課業指定的讀物堆積如山，非有相當好的閱讀能力和極佳的理解能力，是無法應付的。於是，如何完成指定的學期作業、考試過關，那就有如八仙過海，各顯神通了。誠然，經過幾年的磨練而外文突飛猛進的，大有其人。不過，我們也看到絕大部分的文法科留學生，取得博士學位之後，外文程度依然低劣如故。例如，擔任過東海大學教務長的王振寰教授，擁有美國著名大學的社會學博士學位，竟然不知道英文的the Commons（有the，C大寫，而且是複數s）是英國國會的平民院，或稱下院。他在一本書上，竟然把它翻譯為“群眾”！類似例子，不勝枚舉。找出原著，對照台灣聞名教授所翻譯或者校訂的譯作，保證可以大開眼界。
跟台灣文法科留學生同病相憐的，還有許多第三世界國家的公費和自費留學生。在此情況下，很多歐美大學的研究所或者指導教授，開始非正式的“一校兩制”，通融讓這些學生“學成”。這就是Third World Ph.D.的緣起。
台灣留學生Third World Ph.D.的一個特色，是博士論文題目幾乎清一色與台灣或者中國有關。這並不是說，所有這類的博士研究論文，都是低水準的。事實上，做得非常出色的並非沒有，當然不可一概而論。只是，那些程度不佳的台灣留學生，特別熱衷選擇有關台灣與中國的論文題目。而這些論文內容，很多是拿幾個時下流行的學說，以台灣或中國的例子驗證一下而已。到歐美各大學研究所，找出歷來台灣文法科留學生的碩士、博士論文題目加以統計，當知此言不虛。投機取巧，容易矇騙過關，當然也方便掩飾自己的學識實力。他們之中很多就如此這般地“學成”了。在台灣文法科教授群當中，這是一個公開的秘密。
稍早一點，當連戰在芝加哥大學寫博士論文的時候，美國學術界正集中於蘇聯研究，對於中國（中共）的研究，無論在圖書收集和人才方面，都還遠不如今日。反而當時國民黨政府的“匪情研究”經費充裕，收集不少資料，也有大批人在做分析工作。於是，像連戰那樣的國民黨權貴子弟，大大方方地動用台灣的國家資源，甚至可能由台灣的“匪情專家”捉刀，完成他們的學期作業或者碩士、博士論文。這也是投機取巧，不過更加容易罷了。嚴格來看，連戰固然可以稱為是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博士，其實稱為“匪情專家”可能較為適當。因為他研究的是，中共如何批評胡適。除此，實在看不出來他有政治學學者應該有的學養。
台灣的Third World Ph.D.群就這樣產生了。因緣際會，台灣的大學院校充斥這類從歐美大學研究所“學成”歸國的人物。其中，國民黨權貴子弟出身的，台灣本土派學者，都一應俱全。例如，已故民進黨籍立法委員盧修一的國立巴黎大學政治學博士論文題目，是關於台灣共產黨運動，內容既不能算是嚴謹的歷史研究或者歷史解釋，也不好歸類為是有政治學內容的學術研究。大概只好跟連戰一樣，歸類為Third World Ph.D.吧。若要嚴格批評，應該一視同仁才對。
不過話說回來，每個人的成長，各有不同經歷階段。擇取片斷而遽下定論，有失厚道。如果台灣的Third World Ph.D.們，能夠善加利用他們得天獨厚的好際遇（名利雙收、優渥無比的退休待遇），謙卑而且勤奮耕耘，在學術上真正有所貢獻，或者像盧修一那樣捨命為台灣民主而奮鬥不懈，我們還是應該十分敬重的。應該享有崇高學術地位的，是真正治學有成的卓越學者，與文憑無關。值得台灣人民永遠懷念的，是具有民主運動政治家胸懷的盧修一，而不是擁有政治學博士頭銜的盧修一。至於那些學養不佳、疏懶成性卻又汲汲於沽名釣譽的博士先生女士們，我們應該恰如其分地尊稱他們是Third World Ph.D.。
1. 在德國學到一件事很重要，即便是權威，也要為自己的權威提供正當性！也就是說，我可以質疑你，如果你提不出來的話。我們台灣的教育，則是把你教到被權威所震懾，而不敢去問對錯，甚至有懷疑不敢提出來。
按：台灣的學術界一直有很嚴重的「近親繁殖」問題，而其中又以師範體系為最！每個原本被預期培養成「作育英才」的老師都先要具備「服從權威」的腦袋──自己先注入「奴性」的DNA，怎能期待造就英才？無怪乎台灣的教育界向來是最保守、最反動、最跟不上時代潮流的一群人！大學這一領域與國際間的交流較多，教師的新陳代謝（不只「職缺」，還包括「腦袋」）比較快，問題還不大，但中小學領域，教職員最關心的首要問題是「福利」，其次才是「教育」，要擺脫「權威」的幽靈，難度要比大學高上百倍！每思及此，總不免「心思不能言，腸中車輪轉」啊！
2. 民進黨不是憑空出來的，它是一個黨外運動匯集出來的，黨外運動往前推，可以推到雷震、自由中國、郭雨新這些人，把這條線拉出來，郭雨新又可以推到日本時代，對於我來說，民進黨它不只是一個橫切面而已，它有縱深，你可以看到，台灣的民主運動、在地的文化運動，以及最重要對抗外來政權的運動，它走了一百年！
所以民進黨不只是一個民進黨，它是一八九五年台灣被割給日本以後，所產生的衝擊，對這些衝擊的一種回應，一直延續下來的，這樣的認知，大抵上是正確的。
按：具有歷史縱深眼光的人，才不會被浮淺的表象所惑，而其所作所為，才真正能「尚友古人」。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當今之世，捨我其誰！」謝志偉的所思所為，庶幾近之！
3. 我一路與民進黨老中青三代走過來，我的理念是，民進黨被稱為台獨的政黨，但台獨不是目的，目的是對台灣民主人權的終極保障，不是倒過來的。
也基於這個原因，台灣未來若中國有任何談判的可能性，我個人認為，我們的目標不是台灣獨立，我們的目標是民主、自由、人權、國家，這是我們與中國國民黨最大的不同，如果有統一，也是一種手段，必須是中國人民擁有與台灣相同的民主自由與人權，唯有這種情況下，統一或獨立才有意義。
按：台灣眼前最難以克服的障礙，「文字障」堪稱數一數二。掌握宣傳工具（文字也好、影音也罷）的這批人，絕大多數以追逐私利為價值，混淆是非為能事，教育之功全無，毒化之效益著，令有志者對抗起來，總有一種永無止盡的疲乏感襲身。以謝志偉所言為例，統、獨原本都該是追求政治理想的手段，而非目標（或云「階段性」目標），但在媒體的簡單化約之下，不論統獨，都只剩下追求統治權力的內涵，「理想」整個被淘空。而目前我們遇到的情況更等而下之，媒體把統獨與中共的「武力犯台」聯繫起來：講「獨」會刺激中共，下場不妙；講「統」還能騙騙中共，讓他們不會對台動武，起碼可以保障「現有的」生活內容。當一個有意義的議題被抽筋換骨、面目全非到這種程度，議題本身就失去成為議題的意義與價值了。
4. 因此，我們不可能為了統一犧牲民主與人權，但是國民黨是可能的，當你把民族與國家，大中國為終極目的的時候，的確有可能犧牲到民主與人權，這也不是第一次，蔣介石的作為，他為了要反攻大陸，為了中華民國對整個中國主權宣稱的可能性，他戒嚴三十八年，實施白色恐怖，這是民進黨與國民黨最大的差距。
按：這話並沒有冤枉了國民黨。不信？請解釋國民黨由「反共」到「投共」的立場轉變吧！
5. 我可以接受很多人批評民進黨執政以後的種種，若只有唾棄而離開，這是清醒，但若因此走向國民黨，這是不可以拿來合理化你的背叛行為。
按：淡泊於功名者才能問心無愧地講出這樣的話！
6. 國民黨若對這塊土地的認知、未來的想像，如果與蔣介石來台時的框架一樣的話，那麼，再爛的民進黨，都比再好的國民黨好！
按：如果是統派媒體報導的話，「國民黨若對這塊土地的認知、未來的想像，如果與蔣介石來台時的框架一樣的話」這句前提一定會被編輯台塗銷。缺少前提，「再爛的民進黨，都比再好的國民黨好！」就會變成一句「只有立場，沒有事非」的空話，謝志偉的層次，也就可以理所當然的下拉至一般民眾可以憑其簡單的立場偏見輕易地黨同伐異、卻絲毫不覺得有何不妥的水平──而這正是統媒想要的！李遠哲的光環消褪，不正是同樣的操作手法所致嗎？
7. 在我的學習與研究裡面，Justice是很核心的一個概念，知是痛苦的源泉，一旦知道了，就無法脫離這種想像，這麼多的人被國民黨所害，他們的人或親屬都還在，你會很care！事件是過去式，但傷害與後遺症卻是現在進行式，所以對黨產，對國民黨的犯行，我非常無法忍受這些人可以繼續道貌岸然。
按：「無法脫離這種想像」、「事件是過去式，但傷害與後遺症卻是現在進行式」兩句話，道道地地是仁者之心、仁者之言啊！
1.他所締造的國家，由許多不同部落、族群組成，為了讓這些部族相安無事，他迅速頒佈新法典，壓制歷來引發部落仇恨、殺伐的根源。成吉思汗的「大法」（大札撒）......是將游牧部落已施行千百年的習俗和傳統合成法律。但只要有礙於新社會的古老習俗，他就毫不猶豫廢除。「大法」是任何人都需遵守的最高法律或普通法，只要不違反「大法」，他讓各族群在各自的領土內奉行自己的傳統法律。（《成吉思汗‧統一漠北》p.101~102）
按：類似現今「法律位階」的概念
2.但「大法」的編纂並不是一次竟全功，而是不斷在增益充實，成吉思汗在二十年的餘生裡，持續增補這套法典。他所定的法律並不介入日常生活的一切，而只規範最為棘手的方面。（《成吉思汗‧統一漠北》p.102）
按：「不斷增益充實」甚為合理，因為法律要隨時因應新的現況與實際的需求
3.執法與遵守法律的責任，都是從最高的階層，包括可汗開始做起。藉此，成吉思汗等於宣告了法治凌駕於個人、甚至君王的無上地位。成吉思汗讓統治者也受法的管轄，藉此締造了當時歷來任何文明都未能達到的偉業。……但他的後代子孫，在他死後，只規規矩矩的遵守了五十年，然後即視之如無物。（《成吉思汗‧統一漠北》p.104）
按：中國的統治者一直沒人搞懂、遑論做到「法治凌駕於個人、甚至君王的無上地位」這一點，因此一個號稱有五千年歷史的文明古國，在政治領域裡一直存有「野蠻」的基因，而此基因一直延續到二十一世紀的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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